我们要见毛主席

    
    转眼之间，毛主席已逝世30多年了，转眼之间，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了，转眼之间，我辈已是耳顺之人了。可当年见到毛泽东的那一瞬间依然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说到见到老人家，就不得不说说“串连”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亲历过“串连”的风雨。什么是串连，串连就是跨单位、跨地区、跨行业地交流“造反”经验！没错，是“造反”二字。用现在的观点看“串连”绝对是违法行为，重则可扣一顶“扰乱社会治安”的帽子，轻则属于维稳对象。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在老人家的号召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红卫兵这个时代的宠儿横空出世。“红卫兵”意思就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在北京，开始它只是北京的一些中学生自发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成立之初却被视为非法的地下组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之后，这个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组织以时代骄子、革命先锋的形象冲向社会、登上政治舞台，红卫兵组织如烈火燎原一般迅速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以迅雷不击掩耳的速度向全国发展。那时老人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不仅是红卫兵小将手中的尚方宝剑，更是使串连成为当时最革命的行动之一。在当时实际上是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各地激进的学生进京了解红卫兵组织的状况，首都的红卫兵也四处出击介绍造反的经验。

1966年8月18日，老人家登上天安门城楼，臂带红卫兵袖章亲自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红卫兵大串连拉开序幕。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就曾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推广大串连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造一切党委、政府和制度的反。

1966年的7月，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大都12岁13岁，已经完成了小学毕业考试等待进入初中。而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却使我们中断了学业留在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所谓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在各种颜色的纸张上涂抹一些标语口号，今天打倒这个，明天砸烂那个。大约在9月间，一个已上中学的学长王河东来到我所在的解放路小学串连，在他的鼓动下，同学们开始酝酿成立红卫兵组织。一时间各路同学各扯大旗各种旗号迎风飘扬，不管人多人少，胆大的就叫“总部”或者是“司令部”，胆小的则扭扭捏捏地称个“战斗队”……。因在红卫兵前辍字和色彩不同，同为红卫兵又分主义兵、思想兵、黑字兵、黄字兵。我们这一拨哥们拉起的组织是黑字兵、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个很响亮的名头！因人数最多又是一水的小子，众哥们无疑自认为是学校中最正宗、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组织！至于组织的“司令”是谁？现在已记不清了（对了，那时不能叫司令而是叫勤务员以示公平平等）。

话说到了10月间，在大串连劲风的吹动下，哥几个也蠢蠢欲动坐不住了。其实这时有不少胆肥的同学早已踏上串连的路程，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学。于是哥们几个乘船来到浦口的火车站，到联络处了解去北京的手续。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只要凭介绍信和学生证就可登车，但串连仅限中学以上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哥几个很认真地做了准备：一是刻了枚公章，公章上面几大字“南京解放路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二是做了学生证，上面的单位也是“解放路学校”。哥们自认为很聪明避开了“小学”二字，其实那时乘火车不要钱，只要你能扒上火车，想去哪就去哪。哥们几个瞎忙完了，11月初打点行装，从下关摆渡过江，在浦口车站挤上火车，哥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了！上了火车一盘点共8个人，哥们在人山人海的车厢里仅仅占据了三个座位：一个天上——行李架上，一个地下——座位底下，唯独只有一个硬座。哥们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走江湖，一水的嫩鸡子都硬摆出一付老练样，严格规定谁都不准透露自个是小学生。火车一声长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边走边停，几天后终于才在一个深夜到了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一下火车我们就被交通车拉到几十公里外的通县（现在的通州区）某中学。一间间课堂全成了通铺，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就这样住了下来，管吃管住不要钱。

（当年一起串连的小子们2012年在南京时的合影，如今都是爷了。左起老洪（武汉）、冉建令（成都）、周苏东（南京）、田德华（西安）、留海鹰（南京）、顾过渡（南京）。另外王河云在新疆，来学校串连的王河东就是他的大哥，姜宁华在杭州。8人中我和田德华、王河云3人是一班的，其他5人是二班的。写这篇回忆时还琢磨我怎么和二班同学一起行动了？原来我们大多是解放路小学少先队鼓队的。留海鹰敲大鼓，周苏东、冉建令敲小鼓，我敲钗，王河云吹号。）

（这是2007年在杭州与姜宁华合影。当年野小子，如今慈大夫，自三年级一次文艺演出扮演狗熊后，“狗熊”这个爱称一直陪伴他。）      
    （这是冉建令今年去新疆与王河云会面的合影，当年8个哥们依然健康成长）
    在北京其期间，哥几个首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还留连于北京的十大建筑之间。既然是串连，当然要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哥几个串到北京的几所大学，观看大字报并抄了些顺口溜以备回去使用；观战“四大”之一的大辩论。除此之外还接受简单的队列训练准备接受老人家的检阅。11月25日那天，天没亮我们就集合乘车前往长安街。长安街两边人山人海，队伍前面是整列的部队士兵以保证秩序。在等待的过程中，大家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之类的革命歌曲。突然前方传来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大家知道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哪个还管遵守秩序的要求，哥们几个一边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向前冲。只见一队敝篷北京吉甫驶来，老人家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在车上，一身国防绿军装，标志性地高举右手，车队转瞬驶过。这时周围依然是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不少人激动地在随身携带的红宝书上记下这个时刻，甚至还有人咬破手指以血书的方式记载这个瞬间。众哥们也是热血沸腾、“喜大普奔”、互相兴奋地描述刚才的惊鸿一瞥。激动的瞬间过去了，周围除了笑声还有哭声，那是没能挤上去见到老人家的人，他们真真的与老人家擦肩而过了。第二天我们从报纸得知，那天的检阅没有林彪却有刘少奇。历史上把这一天和26日老人家在西郊机场检阅红卫兵归为一次，排序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哥几个幸运的赶上了末班车。

见到了毛主席，哥几个来北京的历史性任务完成了。8个人在北京分手，我和过渡、姜宁华回南京，其他5人好像沿着京广线南下去湖北和湖南。过渡和姜宁华回，是因他们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就被偷了，我则是因在杭州疗养治病一年多的父亲要出院回南京了。

现在根据党史统计，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以在天安门城楼或者是乘敞蓬车检阅的方式，先后八次接见、检阅了全国各地进京的红卫兵，每次规模都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也就是说有超过1千万的红卫兵接受了检阅。

当年，激励我们串连的最大动力就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要见毛主席”是那时所有人最大的心愿。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向上的军事学院子女中，参加过大串连的占70%以上，据我所知最小年龄的是9岁，也就是说刚读四年级小屁孩就跟着哥哥姐姐们走向社会。至于什么“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倒是串连是我们离开家父母离开老师第一次单独走向社会，第一次看到火车沿线那样贫脊的农村、第一次窥视了政治斗争的莫测风云、第一次接触到人们的善良与丑恶……，稚嫩的同学们才真正开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