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野事（三）（原）

                                                    批斗会

    在我的童年，我有幸揪住了上世纪那个荒唐年代的尾巴，也算是见证了一下那个时代，虽然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但仍给我无限的思考和回味，却始终无法确定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久了，渐渐地有了阿Q式的心理，只把它作为我的一段历史，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将其贩卖，以满足自我的虚荣。
    今天回家，又碰到了我的伯父，曾经的村大队书记，现在的村老年协会会长。
    岁月的沧桑早已铺满了他身上每一处裸露的肌肤。一顶灰色的布帽将他白而稀少的头发完全遮盖。黑瘦的脸上是道道岁月的鸿沟，皮肤摺皱在一起，很难看出他的表情，只从他偶尔闪出光亮的眼睛里尚能分辨出他的喜怒哀乐。他站在我面前，佝偻着背，因为耳背，耳朵凑近我，听我讲着从城里带回来的旧闻。
    每每此时，我便会想起28年前的那一次批斗会。
    文革的结束，是以文革的形式进行的。大字报，小字报，宣传画，白纸黑字的标语……文革中流行的种种手段，在文革结束后的开始几年仍以其无可阻挡的惯性继续存在着。村里人以无比兴奋的甚至夸张的表情谈论着刚刚在北京发生的那场变故。几个曾经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人物突然间成了遗臭万年的“叛徒”。然而，北京的事情终究离他们太远了，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本村，希望能找到一个“叛徒”在本村的代理人。我的伯父便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在劫难逃了。
    因为伯父从农校毕业回家到文革结束，一直担任大队干部。既然他是“四人帮”时期当的干部，接受的当然是“四人帮”的旨意，因此，他肯定跟“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因此肯定是坏人；既然是坏人，理所当然的要接受批斗。
    批斗会放在戏场里举行。
    当我们排着队伍，唱这歌，带着凳子进入会场时，戏场里早已站满了人。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不知在议论着什么。戏台上放了一张方桌，上面铺了一张红色的纱布，纱布上压着一个麦克风。物质匮乏的年代，专政的工具是不缺乏的。戏台后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标语——“打倒四人帮”。
    哦，今天要开批判“四人帮”的大会。
    “四人帮”在众人的期盼与议论声中终于被几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上了戏台。一律低着头，弯着腰，作认罪状。我分明就看到了我的伯父也在其中。我感觉自己的头“轰”的一声大了起来。伯父，四人帮，我怎么也不能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那时我还小，不大懂大人们之间的事情，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慈眉善目的待人接物礼数有加的伯父怎么能跟画在墙上的凶神恶煞似的“四人帮”是同一类人。但我想，大人们总不会错的，说伯父是“四人帮”那肯定是“四人帮”。这样一想，头脑清醒多了，也不再感到难为情了。
    于是，我也举起了拳头，在公社干部的义正词严的咆哮声中，喝出了“打倒ххх”的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山村的上空。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如电影中的刘胡兰一样，大义凛然，英勇刚强。
    听爸爸说，伯父后来还被关在村里的临时审讯室里两个多月，还被罚跪半夜等等。我后来问过伯父，但他总是装作耳背，顾左右而言他。大概他是被吓怕了吧。
    又过了几年，伯父平反了，政府给他发了赔偿金。村里选他当了村长，伯父的脸上又重见笑容。但听父亲说，伯父的胆子小多了，许多该他作主的事情现在都有点缩手缩脚了。唉！
    也不知是否由于有这一番经历，读大学时，我特别喜欢看何立伟的小说《白色鸟》。一个从城里来的小孩与他乡下外婆家的表弟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来到了村旁的河岸边。正当他们开开心心地玩耍时，他们突然发现前方的芦苇丛中停着一只白色鸟，白色鸟天使般的安详让他们深深地吸引，他们不忍心破坏这一幅美景，于是，静静地伏在堤岸边，任毒辣的太阳倾泻在光秃秃的背上……突然，从村里传来一阵锣声，打破了河岸边的宁静，白色鸟受了惊吓，“呼”的一下飞走了，只留两个无奈的少年仰头叹息……
    莫非，那是开批斗会的锣声？批斗谁呢？外婆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如此炎热的中午离开村庄？至此，所有的悬念都得到了解释。
    孩子的心灵里，不应该过早地蒙上社会世俗的尘埃。给孩子一个如白色鸟般美丽的生存空间，应是大人们应尽的责任。对孩子来说，回避丑恶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他们更好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