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权贵”

在作文之前先查了一下《辞海》，《辞海》是这样解释的是：居高位、有权势的人，这个解释似乎不清楚，所以《辞海》，就不再解释权势了。其实依我老人家想《辞海》所举的例子是李白的“安能摧眉折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可唐朝的时候权和贵并不一定是一体的，权臣未必是贵族，就和贵族大多不是权臣一样——因为家世与皇族相近，所以容易同类相拆，因为物才以类聚，人是以群分的，皇帝是不可以入群的，是需要独尊的。他们的势力依据是完全不同的，权臣所凭者是公权、而贵族所依者是血统门阀，权、贵分立以达到封建社会上流阶层的流动和平衡，这也是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的进步所在。而在十八世纪后叶，北美十三州向大不列颠帝国发出的《独立宣言》，宣示着传统的血统贵族阶层的彻底没落，那些辉煌的徽记，只不过是一些故事中的素材化石，用于点缀时尚的古董，而财富取代它成为门阀的新印记。《国际歌》的唱响，预示着一个公民社会新秩序的渴望，神权的陨落，才使公权利真正不再是天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二节明确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贵”根本就是一个违宪的东西——难得所谓的“京城四少”中能有脑子不坏的，长大后能发现那是一顶封建的黑帽子——能想到总比顶一辈子热篓子强，至少责任年龄还能找到边界，不然就真不知道该上推到三十岁、还是四十岁。

之所以会想起这个，是昨儿恍惚在哪里看到应该向权贵说“不”之类的话，后来才发现这会子又到了鲁迅的纪念日——我老人家向来同意钱先生的意见，爱吃那个鸡下的蛋，不必爱蛋及鸡的，所以只记得和他老人家思想形成有关的大略经历，并不知是寿诞还是忌日——这个说远了。因此就想到了这些，并由此想到这么一个明显违宪的东西，为什么依然会如此地熠熠生辉？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确定的新秩序会停留在纸上？想想我们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文化能有我们这么顽强的延续力？我们竟有一部从原始氏族时代到封建末世的完整而延绵不绝、传承永续的文化史！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能或多或少地残留下旧的社会形式中文化脉络，甚至代代相传。抄家灭族，那本是氏族战争报复的产物，却成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延续到今天的公民社会仍是阴魂不散；刑不上大夫，本是奴隶社会的法律依据，因为只有奴隶社会才是贵族政治，生产关系的变革，便产生了权、贵分立的封建社会，抄家灭族的法律却在延续，所以经过宦海沉浮、朝代迭更，血统上的贵族——除孔氏一门大约皆无所据——然而也正是孔氏的延续，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心路的蹒跚。春秋的栖栖者，没能阻止战国迅速封建化的社会变革，却把一个从不淘淀的文化如洋洋之水倾泄下来，变成天不变道不变的永恒真理，我们的上层建筑只能添加，不能更改——当然桌上不能改，桌子下面便是天不知、地不知、却是人人知，便成了世所谓潜规则——扭曲的文化渊源造就了适应当时生产关系的思想变化。因其“潜”，上不得台面，带有着一种天生的自卑与由此产生的报复性的骄横，就如癌细胞，需要寻找任何适合的截体，进行疯狂的复制与感染，以达到适合生存的集合体，以使其合理不合法地得以延续。所以在宋以次、特别是明清末年的整个封建末世都充斥着财富对权力的挑战与苟合，无时不在宣示着一个新兴阶级在旧文化束缚下破土欲出的挣扎。而刑不上大夫却一直替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以至于有人以为那公权力操盘手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违法违宪的挡箭牌。

当共和国的宪章走上前台的时候，这一跨越了历史发展的新秩序依然存在着没有相应经济基础支撑的尴尬，那因未获得出世权的阶层并不愿胎死腹中，旧文明舌战群儒的生命力却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继续延续的生机，同样沦为潜意识的命运却让它们形成了一个阴险而又微妙的阻击力量，这红脸白脸背后都对公民意识觉醒的扼杀。不需要造世主是因为人类已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做奴才，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主子，因为主子和奴才本就是孪生关系。公民的权利源于责任，正如《国际歌》所言没有没有权利的责任，也没有没有责任的权利——这才是社会新秩序。“权贵”所以不死，是因为它活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如财富一样变身为一种成功与荣誉的象征。只要能向任何不合理、违法违宪的行为说“不”，对本不该存在的东西，又何须人人饬之，人人羡之？更何须假历史陈因在纸上心里为自己开脱？人不异化“物”，“物”何以害人？

《金瓶梅》的故事本不该再继续，我们也不需要大观园墙和《水浒》中的英雄们，更无须指望重返伊甸园——因为无所不能的耶和华他老人家也养不活亚当这许多儿孙，我们只需要公民意识的觉醒，“权贵”便没有滋生的土壤。纪念鲁迅他老人家，又不是学人种柳，还是该找对地方。不是长眠的鲁迅让阿Q不死，而是“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的心理，让他至今不能随作者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