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07日

这两天精神懈怠，疲惫不堪，读书无以寸进，然一躺下满脑子却全是前面看的《晋书》，间或会想到苏东坡这个人——大宋朝最受景仰的文化人，也是最不受政坛见待的官，除了皇太后（这也是大宋朝的异数，这个靠着宗室女人的牺牲，而得以使崇文抑武成为基本国策的繁华王朝，也许从女儿们的无辜牺牲得到启示，北宋年间还是有几个脑子比赵家爷们好使的媳妇，想想皇太后她老人家应该不能被苏家的美髯所惑，而是以一个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到了“直臣不党”，所以大宋朝的这个“大”字，总让人觉得很有点那个时候爷们自慰的感觉）——反正当时大约无论是主张“新政”，还是“旧政”的政客就没一个是喜欢这人的。这家伙最让人没招的地方就是甭管给流放到什么旮旯，那环境都没法改变他思维模式，到了天涯海角喝高了还能顶着西瓜皮高歌，以至于让以前的同志疑惑：这家伙依然思维清晰那脑子一准没病，只能是那地儿还是太快活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宋朝的国力所及，既没有宁古塔、也到不了伊犁城——蛮风瘴雾玉殒了王朝云的娇姿，却没法冻坏苏家大胡子的脑子——再说没准别人还等着这么个活宝贝，所以能去的最远的地儿也就是儋州了，都赶得上漂洋过海那么远了，他还能有那么多的话，并且酒酣之余还能让那些发到那么远地儿的官儿感觉不到他的晦气，一拨一拨前仆后继地跟着倒霉。而且更没辙的是赵大官家当初黄袍加身后，知道武将们的危险，所以立了不杀文化人的规矩，不就是吵吵吗？而且武人一旦不轨，他们一吵吵那就天下皆知了，还能怎样？当然大宋朝、大明朝以后，也能知道这吵吵虽然不至于流血漂杵，但也能让大家都什么事儿也做不成，便有搁了数百年仍然犀利的红夷火炮也玩不过弓马骑射的事。到了大清朝就连吵吵也不让了，知道那玩意也危险。但人家的洋枪洋炮早胜过沉酣数百年的红夷火炮了，遑论弓马骑射那玩意。

这话儿是说远了，因为我老人家想到的是苏家大胡子在胡州任上写的诗：“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去作河伯妇。”若要是后人认为这满朝“龚”、“黄”全是西贝货，当然如此那就没话说，但是王安石他老人家可是个清官，一个经过社会实践的清官，比起文章太守辈更政绩斐然，吏治肃穆，且不好声色、不餍甘脂，较之“龚”、“黄”辈当可以无愧，怎么说也不能是个西贝。然而结果却正是他的“新法”让苏家大胡子看到了“民更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一州之情而度天下，看不到吏治之弊在于封疆大吏，而非一人可以掌控，况农时有丰闰不均，下情不明，政策却不能随时调整，固执于一时之经验。文化人其实更难交流，行动就会觉得别人在诽谤自己——文无第一么，先秦诸子不是就谁也不服谁么，言语难听那是免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了科考，到了朱洪武想出科举——那就是极致了，似乎吵是不用乱吵吵了，但是由此而来的就是前半生背书、后半生货利，不然还能做什么？这又说远了，苏家大胡子和王荆公言语不善的交流的结果是他被流放了，当然也改变不了“人民为鱼鳖”的命运。而他自己依然是搁那都是那么个不怎么谦虚的味儿，所以后来“新法”与“旧政”的交错中，流放的总是这家伙，因为后来大家（包括他的盟友和前朋友）总算明白这家伙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他就是好说事，看到什么说什么，而且总能叫他看到倒霉的事，总能让他看到麻烦，发得越远麻烦越多，因为见得也多，而且最后根本是虱多不痒——估计到了安惇只怕也想过这人是不是脑子坏了，叫人去瞧，又觉得怎么也不象。因为苏家大胡子虽然长得雄壮，其实远不及安公子勇敢，以至于苏家大胡子当时就觉得这安朋友多半能杀人，但是受赵大官家的荫庇，能杀人的偏又杀不了胆儿小的，只怕安氏后来在岭南是死不瞑目。这又说远了，呵呵，人老了就唠叨。这满朝“龚”、“黄”有西贝、有不西贝的结果却相差无几原因其实无他，不就是谁都没有调查研究，谁也看不见或不愿看到真相么？所以这官儿若有个豪言壮语说我不贪就能有善政么？人家大宋朝真不贪的，不是一样是使“人民为鱼鳖”么？倒是《晋书》上说的：“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能因公得，则恒背公而横务”更中肯阿，可惜在那个叔世却无人能明白这个理儿罢了，所以尽管后儒们一直在修补前贤的“圣言”，想使人性更完善，却总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