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今儿人家没出什么题，说的是自个儿的事，所以我老人家本准备看书，但是在网上瞧到两件事，一件是一年轻的搬运工杀人后说反正不想活了，很有点“视死如归”。博主以为他是受到鄙视后所产生的麻木。其实如果你抽除某些事件的家庭背景，你就能看到它们的共性。
因为这事还是一件不知道他成长心路的事件，自打药家鑫事件后，大约没有专家再敢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不见忘的话，我们回头想想药家鑫，还有那个杀了厂长的大学生，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没什么不同，几乎都是对于生命没什么感觉。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一旦他们只要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无一例外地是举起屠刀，不惜玉石俱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已有之，那就是大明朝的末世。
第二件事是传媒大学一日本研究生跳楼，我不知道这个日籍华人，是在日本过完她的童年，还本来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儿出口转内销的，是成年以后才成为日本人，只不过是在日本海打了个来回而已。
那文章说传媒大学三年跳了五个学生，而在此事的前一天，某中学又刚跳了一个女学生，这些事件我们都一无例外地不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至少在此之前不久，我老人家知道传媒大学还能知道求职者的能力，主要应该体现在对那个职业的专业理解，从专业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很高档次的要求。
那么从生命的角度上讲，这些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甚至谋杀——那个杀厂长，初始动机就在于杀人——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我们的义务教育。其实我们的很多决定，甚少考虑宗旨和目的。
比如修改一项法律法规，就必须考虑原来的立法宗旨一样。变更某项政策，也应该考虑其目的。义务教育是青少年成长与人格形成最重要的环节，他们应该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懂得生命的意义，学会在碰撞中找到行为的边界。而不仅仅是演算方法，识字背书，甚或吹拉弹唱。
我老人家曾经听说有一个基层小学人满为患，一个班有八、九十，甚至一百个小学生，因为那个学校有可以称得上高手的教育者。但是你只要回头想一下，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的自我约束力，认知能力，你就应该知道一个本来应该教三、四十个学生的教师，当真是一个高手的话，在一个为四十（我老人家想，小学低年纪，一个班学生的配置可能还不应该这么多）个学生配置的教室里，对着八、九十，乃至一百个学生讲课，他还能不能成为高手？
何况还有安全度与舒适性的问题，那些孩子又怎么能专心听讲？大学里还得用梯形教室，上大课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这难道不是说我们的师范已到了培养不出合适的教育人才的地步了吗？要不然无论那个学校的设施如何完备，它都早已在超负荷运作，连安全性都谈不上了，如果不是教育人才的问题，便是设施差一点儿的教学环境，效果也应该比它更好才是。
这样的环境又如何让小孩子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群体意识的认知？我们的教育早已是舍本求末。可还有人把奥巴玛扯出来说事，来证明我们的义务教育，确切地说教改的成功！没有清晰的群体意识，又怎能辨别家门内外？怎能知道平等的意义？更遑论公平正义！
十年前玩撤校的时候，我老人家就疑惑。说是整合教育资源，但小学教育的特殊性摆在那里，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也摆在那里，它适合大班教育么？它需要的是启发式教育，那难道不需要教育者与施教者有尽量广范地沟通与接触么？
何况于发达地区而言。就算村与村相距很近，就算不是为了现代化的生活必须考虑，为了安全疏散的问题，一般也得设快速疏散通道，穿街度巷就难以避免，完全不是以前那种在走在田间小道的情况，安全问题必将突出显现。而穷困山区，路途遥遥，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又怎么就能保证教育质量呢？
任何事情不从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根本目的出发去考虑，其结果都是不言而喻的。
记得我老人家曾经遇到过一个“老革命”的村书记，他老人家说，说什么都一定要保证能留下村里的小学，用地再紧也要留出300米的标准跑道——那是完小的硬杠杠。那是一个出过前清状元的村，小而拥挤，不是因为居民过多，而是由于那地儿的文化传统。祖屋被看作是一个家族的根基，即便开枝散叶，也得保留，那怕你漂洋过海，仍是一种不灭的念想，所以老旧房屋的拆除一直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有些文化的东西，别人很难评说，这种事情受到大城市经济辐射强烈的长三角，尤其是沪宁线沿线是很难出现的。记得以前同宿舍的室友，家里若要盖新房，旧房就必须限时拆除。最多留一个共同的祠堂或庙宇，有的连这个都没有，因为庙宇也不属于村庄，宗教丛林有其固有的地方。
但是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很久以前大体都是一样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到边远地区，你能看到最好的房舍，其中一定有学校。一个社会如果放弃教育，就意味着放弃未来。而教育的根本，难道不是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过程么？部长他老人家可是教育专家哪。
假如我们的教育不能正本清源，我们的文化又怎能健康发展？它又怎能承载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十年前这话我老人家是当笑话说，十年后凡凡小器已经笑不出。
页面更新：2024-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