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配”问题

本来在网上瞧到这些问题，我老人家一直闷着没想说，是因为想到由社会科学的专家去解析更好，但是也知道他们需要调研与分析，需要一些切实的数据，所以不可能跟风博文。其实我老人家觉得某博主说得很对，那就是文化的东西最终还得瞧文化人，但这不是一种卑睨天下的感觉，而是文化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文化人的傲骨不在于俯视苍生，而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

 

凡凡如猫者瞧文化，想着那大约应该是对理念的坚守，而不会是意气相争，更不会只是利益之争。人家文化人也自己说了，撂块银子就去抢的，那就不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尽管所有的纷争与动荡最终都会归结到利益分配上，但于文化人而言，必能以小及大，看到另外的能涉及全局东西。

 

现在分配问题的调整它的必须性其实已有广泛的共识，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协调之艰难你们比我老人家知道的更加清楚。从理论而言有投入、有责任，也有市场问题。如果不能把道理说清楚，而是试图用强力，甚或暴力去解决问题，除了反复动荡是不会有其它结果的。它的副作用去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使文明社会解体，而于社会财富的增值背道相驰，何益于其中任何族群的福祉？

 

共识这玩意应该是一种你在此阶层能够接受，当你上升或下降到另一阶层也不会过分反胃的东西，社会阶层的流动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而立法到能够全面合理的执行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来支撑。其实不仅我们这地儿，洋人也有一些貌似“沉睡”的法条，你们大都是游过太平洋，乃到大西洋的人，你们对人家那地儿的事情比我老人家肯定清楚，某些东西的执法强度取决于当时的经济与文化需求，应该不会无所感吧？

 

所以我老人家一直在等待权威方面的解说，不过现在勉强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能比人家什么阶段呢，大约也就是二战结束那会子罢了，虽然我们的条件比较人家那会子好，但是这有科学进步所提供的因素在里面。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上世纪六、七年代和我们这地儿一样也是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所不同的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还是自然归结为经济原因，而我们却在经历一场文化的灾难。

 

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文化的灾难、一个文明的灾难它都不会是一个个体与某个家族的问题，而是那个民族文化本身的问题，我老人家想文化人肯定比猫这样的人更清楚。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人家的经验，不必再去经历那些社会成本消耗的过程，何况就目前的世界利益格局，我们也承担不起那个成本，故而应该把人家所经历的东西罢到桌面上来谈。

 

那种协调过程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星座玩笑，但如果我老人家没说错的话，在那么一个于全局而言，极小的利益问题上进行的都是如此艰难，那么对于国家这么一个巨大的盘而言，操作之难可想而知。你们爱用封建社会的东西作比较，《晋书》——最近我老人家正好在瞧这个，只好拿它作比——上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良二万石”——指的是有识的封疆大吏，尽管我老人家不喜欢用这些封建的玩意，因为毕竟与文明社会的公民意识相悖。

 

现在虽然温家宝老人家说中央已达成共识，但是地方未必如此，不然温家宝老人家何必还要到处“调研”与协调？不就是为了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了解可能产生共识的基础么？就算政治局全体出动以他们对共识的理解，去协调与平衡各部委与地方间的利益问题，只怕也力有未逮，也需要文化层面的支持，这一点文化人、至少是有识的文化人应该是瞧到了的。

 

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不是“斗地主”的游戏，它涉及到与之相关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一如你们在利益未明的情况下的那种相争一样，当然一旦利益归属明确，就可能涉及到内部各阶层的分配问题。但是一旦要让具体到某一集团或项目的正常运转，仍然需要其所属的不同层次人群的共同努力。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成功者”内部的矛盾会小于“失败者”——不知道我老人家的揣测，对不对？原因无他，前者是利益分配问题，后者可能是责任分配问题。

 

我老人家一直期待出现一个关于产业结构对于社会财富，以及社会分配的影响的数据，而不是单纯的类比，但是我老人家也知道那个更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有机构与研究人家的发展与转型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哪些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用，哪些未必能用，比如腾鸟笼，从运输、从环保的角度上我老人家就不觉得是一个好主意，人家的地理环境也和我们不同。你们又是“锅匠”、又是“裁缝”，还有省略号里我老人家不知道的东西，已经是人才济济了，经济“模式”这玩意的拿来主义，还得与文化及地理环境有关这档子事，肯定能比我老人家更明白。

 

我们的江河上游应该发展什么，我们并没有两个方向的出海口，只有公海上的运输成本最低，陆地运输的国际问题会更加复杂，成本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事大约不必由我老人家来说，说了自己都觉得像唐僧，呵呵。

 

摆出问题肯定是必要的，是不是能按你的主意，或立即按你的主意，那要看协调的过程，以及现有文化所能承载的东西是什么。文化人应该做什么就很清楚了。如果只有政治局或温家宝老人家自个在那里奔来跑去，却没有一个相应的文化环境去支撑这一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又怎么能走出“中南海”？

 

“剥夺”是最简单但也最不适宜公民社会的文明，这不是向小孩子说道理，他还能说得比你还有“理”，那不是他对世界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么？道理说明白，利润的构成讲清楚，最后的结果才能是由市场来说话。我们的“锅匠”都发展到现代社会了，大约很不必像上世纪三、四十代那会子好莱坞电影里面交易所那样吆喝，难道现在不该是把成本与利润构成说清楚，把发展空间与期望值说明白的时候了吗？

 

本来我老人家是宁肯“种红薯”也不想介入政治与经济中的任何事情的，但是既然生活在社会之中，被无意卷入到其中，我老人家觉得即便没文化，算不得文化人，该说的还是要说，至于别人怎么想，仍然是别人的事情。说着了，你们愿意听，我老人家很高兴自己也能有益一把，说不着，也就是多当一次唐僧而已嘛，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