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
鲍永远

今天去上班的车上，无意中听到车载电视在播放歌曲《父亲》：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心中猛然一震：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而我却经常忽略了身边这个最熟悉的人。还好，一闭眼，父亲的一举一动还历历在目：
父亲长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自我懂事起，他已经是全乡很有名气的木匠，加之当时特能治家的母亲，我们家在村里是最殷实的家庭：在全国粮食最紧张的粉碎“四人帮”之际，别的孩子连番薯粥都吃不饱的时候，我作为大家庭里的长子与长孙，还是整天能吃着在当时算最高待遇的白米饭。
我5岁的时候，母亲被病魔带走了，当时父亲才29岁。出丧的那天，他紧紧的抱着懵懂无知的我，我看见了他那充满无助的泪眼，他咬着唇在我耳边叮嘱：你将来要好好读书，对得起你妈啊！记忆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他流泪！
79年，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与继母去了大连，象当时众多的浙江木匠一样去外地谋生。（他的记性很好，尽管在那里不到2年；前段日子我从大连回来，他还是很清晰的与我谈起那里的老虎滩和棒槌岛等。）次年回来后，父亲就成了众多亲朋好友的有的之矢：或许是我亲妈妈的好印象，他们接受不了我的继母。他原来很多的好朋友都远离了，亲戚也带着异样的目光看他；亲生儿女好象也不认识了他。年轻失妻，朋友疏远，亲人冷落，有几个男人能承受得住啊？父亲还是挺住了那样的环境，加上继母的2个儿子，他拉扯着5个孩子。现在他子孙满堂了，儿女有出息了，可他还是那样辛勤的劳碌；爸，你什么时候才不再吝啬你的笑声啊？
在求学阶段，他两次送我上学：第一次在89年，我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瑞安中学。那是一个初秋的雨天，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轮船，终于到了县城。矮胖的父亲用扁担扛着我的行李：一边是一只装满米的蛇皮袋，另一边是他亲手打造的装我衣服的书柜。走在陌生的县城，憨实的他用带明显的乡下口音低声的询问城里人，连我都能听懂他们回话里的嘲讥啊！第二次是92年，我考上了西北的一所重点大学，那可是我第一次去瑞安之外的地方。我们坐了一整天的汽车，而后在上海又改坐25个小时的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的火车站门口，他用那典型的温州普通话，向人家打听我们的目的地咸阳怎么走，一次次见他焦急的返回，与我说不可能坐错车的。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弄明白：别人把他要说的咸阳听为襄阳了。到学校注册时，他拿我的资料到处去询问，还被训了：孩子都上大学了，叫他自己来办理就行。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睡在宿舍地板上的父亲已经走了，我枕边多了一张纸：我坐六点的火车，你再睡会；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钱不够时发电报回家。
参加工作10年了，父亲一次也没有去过我的办公室；即便我当初在出生地的乡人民政府上班，他也没有来过，其实他的锯板厂离我当时的办公室还不到半公里的路！我问过他，他淡淡的回答：你工作上的事情我又帮不上忙，我过去只会给你添麻烦。我调到市里工作后，他来我家都是因为纠缠不过我儿子才来的，每次总带着自己种的冬瓜或者白银豆之类土特产，吃了午饭，再给儿子一、二百元钱买玩具，就回家了。要留他住一宿，他总是一句话：农村生活习惯了。
父亲节了，对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父亲，我能做的也许也只有一句最普通的却一直没有开口的话：爸，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