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细发散文

　　村里的人都说母亲是个细发人，我们这里的细发就是指在生活上很抠门，很吝啬。现在想起来母亲的细发充满了生活的无奈。

　　母亲本不是当地人，她的老家在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五十年代末，那里闹饥荒。为了活命，外婆含泪离开外爷，领着母亲和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路逃荒到我们街道。当时母亲只有十六岁，外婆嫁给现在的外爷后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母亲就嫁给了大她十多岁父亲。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家自然和诸多的家庭一样，到了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靠吃野菜、树叶度饥荒。听母亲说那时候刚怀上了我，整天吃野菜树叶，让她受尽了折磨，吃一口就呕吐，有时甚至吐得眼冒金光，好多次差点晕过去。奶奶发现后，摇摇晃晃地迈着小脚，舍着老脸在村里东借西借总算借了点白面，为母亲做了几顿麦子面糊糊，算是度过了她最困难的日子。

　　三年困难总算过去了，我们家不但添了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不久母亲因为我还有个三爸就和奶奶分开另过了。我们一家五口便挤在一间长5米多，宽3米的房子里苦度光景。

　　为了在新桩基盖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母亲更是节衣缩食，更加细发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做饭炒菜总是很少放葱放蒜苗，仅有的调料——花椒粉当然放得更少，以致于我现在对蒜苗和大葱都情有独钟。因为在母亲眼里，那些东西就是吃不饱肚子的奢侈物，只要把生的做成熟的，让我们吃饱就是她的最大愿望。

　　那时候，生产队给每人每年只分一斤二两油。母亲每次做饭、炒菜时，先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油勺从放在锅台的小油罐里舀出一丁点油，然后放在锅里炒菜。每顿饭我们只有一个菜，外带一碗“泼油”辣椒。不，母亲是不舍得用油泼的，她给辣面里放一些盐，用酱油一和就成了。

　　现在我真的无法想象，别人家的油不到一年就吃光了，还要借别人家的。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来，母亲着急了，便挖开我家的一个废弃的红苕窖。我感到很好奇，看到母亲挖出来的竟是一个小瓮，当她把那小瓮用力提出来后，我才知道这小瓮里竟放着半翁油。母亲宝贝似的把小瓮放在火炕上，生怕它有半点闪失。原来母亲是听说唐山地震，地都陷下去了，怕自己含辛茹苦攒的那些油也被无情的地震夺走，就把它从地下挖了出来。试想想，一年每人一斤二两油呀，母亲多久才能在我们的嘴里抠出这半瓮！她发现我不解，就阴着脸说，新桩基下来了，快要盖房了，攒着这些油盖房时用。

　　小时候在吃的方面，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的.饭桌：冬天一碗蒸熟的红白萝卜；春天是一盘蔓菁菜或野菜；夏天中午竟没有菜，只是一人两碗里面放点小蒜的汤面；秋天只有一盘炒南瓜丝。

　　好多年快过年时，母亲便把父亲指派出去，拉几口袋玉米，换一袋小麦回来，就这，我们也难得在过年时吃上白面馍。纯白麦面蒸的馍是用做走亲戚的，我们平时吃的便是母亲蒸的玉米面和小麦面两搅的馒头。只有等来了亲戚，我们才能勉强吃到高高地挂在房梁上小笼里的纯麦面馒头。

　　那时候，我们想吃白面馍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于不等到“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我们姊妹几个竟把挂在火炕顶上，寄予着年年有余的那一对鱼馍，一点一点地偷吃得精光。惹得母亲发现后一顿臭骂后说，我看你们用啥咬虫虫（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二月二那天，各家各户都吃挂在火炕顶棚的干馍，说是咬虫虫，只有咬了虫虫，苏醒的蚊虫一年才不咬你，后来改成了吃炒熟的豆豆）。

　　后来有了两个弟弟，我们一家七口穿的衣全是母亲纺线、织布自己亲手缝制的。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农村妇女，每天要干繁重的体力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还要利用吃饭歇工的时间，为一家七口人的穿衣，穿鞋劳碌，她是如何一年一年地熬过来的？

　　只记得母亲从来没有上街扯过洋布，我们也没那个福分穿一件漂亮的洋布衣服。每年队上分下的几丈布证（那时候扯洋布是凭布证供应的），她总是卖给了别人，换成零用钱。

　　母亲有一辆纺线车和一台织布机。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好像总是坐在那里，不停地摇动着纺车。她黎明起来在生产队出工的铁铃没敲响之前纺线；两个吃饭时间，刚放下碗就看到她摇动纺车；夜晚的时候，她总是伴着那盏暗光闪动的油灯，坐在火炕上手摇纺车嗡嗡地纺棉花……

　　那时候，我和妹妹每晚趴在火炕上的小桌上学习，母亲为了节省煤油，就把那盏油灯放在我们的小桌上，自己凭着油灯的余光，在稔熟地摇着纺车。等我们写完作业，她便催促我们赶紧睡觉。这时，她便用手把油灯的火眼子朝下抽一抽，以至到油灯发出的亮光最小，她才又摇起纺车。每天晚上，那嗡嗡的声响犹如一阕美妙的小夜曲，伴着我们和父亲渐渐进入梦乡。

　　好多个夜晚，我半夜醒来还听到母亲嗡嗡纺线的声音，便催促母亲睡觉。她总是打着呵欠轻声说，马上。谁知她又一次拨亮灯花，我知道她一拨灯花又会纺一阵子。我又在母亲嗡嗡的纺线声中入睡了……

　　纺线只是织布的头一道工序，要织布还得需要缠线、浆线、经布等很多过程。当我们听到母亲的织布机“卡塔——卡塔——”响的时候，那定是母亲围着腰带，手拿着梭子，脚踏着径轴在织布了。夜晚时，那“卡塔——卡塔——”的声响犹如进军的号角，鼓励着母亲向着她奋斗的目标前进。只见母亲脚手和谐地配合着，木梭似春蚕般吐着白丝，左去右往，来回穿梭，布匹在一点一点长大，伴着母亲的仍是那盏幽暗的孤灯。

　　平时我们穿的都是母亲在那台织布机上织的粗布衣。一件衣服破了，母亲总是舍不得扔掉，就用针线为我们缝好补好，有时是补了又补。我们穿的鞋子总是露出大拇指补过好几次，直到脚后跟磨出了洞，实在不能再穿了，母亲才让我们换上新鞋。

　　尽管我们穿的是补丁衣服，但母亲总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她要让我们走在人前光光面面，活得有尊严，活得体面。

　　每到年三十，就是母亲最为繁忙的时节，她除了把大年初一计划吃的饺子和饭菜准备好外，还要为我们新年穿的衣服钉纽扣。除夕十二点的爆竹响过后，母亲才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吹灭昏暗的油灯安然地入睡。初一早晨，她睡在被窝，总是看着我们一个个穿好新年的衣服，像欣赏自己一年的战利品一般说道，黑洞洞一身，我娃过一个好年……我知道，母亲再细发，她也会让每个孩子过年时穿上一身新衣服。

　　一九七九年，我家盖起了新房。乡亲们都说，这是母亲细发攒起来的。帮忙的乡邻都说，为我家帮忙，吃的饭菜最好。我知道，这个褒扬都是母亲多年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

　　后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年迈多病的母亲仍然细发着。每次回家，我为她买很多好吃的，她总责怪我，不要乱花钱。有一次她在街道住院，我为她花18元买一碗羊肉泡馍，她责怪我说乱花钱，羊肉泡馍有啥好吃的，几疙瘩肉，净汤。想到母亲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细发，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就是我村里人认为最细发的我的母亲。我想，没有母亲的细发和勤劳，便没有我们弟兄四个每人结婚前的四院桩基和新房，更没有我们兄弟今天的幸福日子。

　　正是有了在艰苦的日子里勤劳、细发的母亲，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祥和的生活。

　　我感谢母亲的细发，也铭记着母亲的细发。

　　直到今天我和妻子儿子也很细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很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