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语言学走向后现代语言学

从现代语言学走向后现代语言学

[摘要]20世纪初由索绪尔所发起的语言研究的根本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但也人为地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语言的所谓最中心部分，使其走上了一条十分狭窄的探索之路。自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起，语言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从现代语言学迈向可以称为“后现代语言学”的时代。观念的更新，视野的扩展，研究范式的更新和多样化。众多新学科及其分支的出现，使语言学研究显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全新格局，也因此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为我们获得对语言和人类生存状况新颖而又富有启示意义的洞见提供了机遇。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从事语言研究及处于相关领域中的人们来说都十分重要。

[关键词]现代语言学；后现代语言学；语言研究

自索绪尔起，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似乎可以被称为“语言学世纪”。20世纪之初由索绪尔所发起的语言研究的历史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语言学还极大地影响了一系列相关学科领域。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现代语言学都曾被认为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其他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带头学科。

然而，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当中，语言学研究开始经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近年来则更为显著，即正在走向现代语言学之后一个可以称之为“后现代语言学”的新时代。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这样的变化与发展趋向，对从事语言研究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取向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他所区分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的内部(internal)与语言的外部(external)、共时语言研究(synchronic study)与历时语言研究(diachronic study)、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组合关系(syntagmatic)与聚合关系(paradigmatic)，以及语言是“关系”(relations)而非“实体”(substance)的集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等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

索绪尔做这样一些区分自有他的目的，那就是将研究的范围步步收缩，以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共时语言研究比历时语言研究更为重要，研究语言内部的语言学才是真正的语言学。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排除语言与外部联系之后的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只有这样，语言才有可能得到称得上是清晰、明了、系统、纯正的科学描写，也才有可能得到足够充分的解释。

索绪尔在那本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结尾，给后来者留下了“就语言研究语言、为语言研究语言”的遗训。据说在现存的索绪尔当年写下的教案中和他学生的笔记中都找不到这段话，有可能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辑后来加上去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思想对以后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学从此走上了一条追求其学科独立自治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可以被看作是语言学的“独立宣言”。沿着《普通语言学教程》指引的方向前行，语言学研究得以摆脱长期依附于思维、文化、历史、文学等研究的从属地位，赢得了学科独立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以现代语言学为代表的对“结构”的关注也迅速扩大到除语言以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其他学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对于那些企望建立起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规范“科学”的学者来说，结构主义无疑极具吸引力。

总的来说，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观，把语言只看作是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系统，将语言使用中因使用者或使用情景不同而产生的变异，都当成是基本而固定的语言形式以外的非本质现象。在这样的语言观里，只有语言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才有研究价值，语言的使用者、语言发生的语境统统被排除了，仿佛语言可以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

尽管索绪尔坚持区分语言和言语等主要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并非要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但在其后相当长时期里，这些划分被绝对化了，语言学研究关注的只是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一方面，只注重语言，只关心语言形式与内部关系，而另一方面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语言学家的“视野”之外，排除在“科学的语言研究”范畴之外。本来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语言，在研究中被层层剥离，剥得个精光，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自足的语言系统，人(言说者)连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样的研究取向长期占据语言学主导地位，并在乔姆斯基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掀起的那场“革命”，实际上走的还是同一条路。乔姆斯基也有他自己的二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与索绪尔有所不同的是，在乔姆斯基那里，我们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人的影子——语言是人的语言，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但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如乔姆斯基自己所说：“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处的社团的言语是纯之又纯的，他对这一社团的语言的了解是熟之又熟的，他在把语言知识施之于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转移以及(偶然的或惯常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法无关的。”

乔姆斯基十分强调“理想化”(idealization)在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意义。认为语言学要研究的是内化在人脑中的语法，用乔姆斯基的话说是“内化语言”(I-language)，而不是社会的、集体的“外在语言”(E-language)。内化语言不是无限多句子的集合，而是能够生成并且只能生成无限多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在乔姆斯基的理论里，外在语言不过是内化语言的派生物。虽然研究内化语言的证据来自外在语言，但外在语言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实体，乔姆斯基认为，只有研究内在性语言(语言能力)，才能抓住语言的本质。

乔姆斯基为了达到理论上的彻底性，为追求超越纯粹描写的理论解释力，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他所认为的“语言的最中心部分”，以使其研究对象尽可能的单纯。他的生成语法研究模式在研究语言性时完全排除了说话者的各种作用，排除了语言的修辞意义和社会意义等一切其他因素。也就是说，凡是被认为杂乱无章、变动不定、边缘的而非中心的、外部的而非内在性的，以及一切过于具体、难以抽象的都统统逐出去了，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离真实语言的实际运用越来越远。

长期以来，现代语言学自觉地穿上索绪尔所定制的“紧身衣”，通过限定所谓合法的语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来排除或尽量缩小语言涉及的社会文化方面，以维护其学科的“纯洁性”与“科学性”。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人被彻底分离了，语言与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彻底分离了，语言被视

为一个自立和自足的静态系统，言语和对言语的研究则被“流放”到了语言学的“边缘地带”。现代语言学的主流一心只在越来越抽象的层次上研究语言，根本不考虑语言的社会性，不考虑具体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抛弃了语言学研究的人文传统，努力向自然科学、向数学靠拢(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知识差不多就是一个抽象的运算系统)。

索绪尔的思想不仅主导了现代语言学研究本身，也极大地影响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例如，在一向以研究语言使用(尤其是文学中的语言使用)为主要任务的文体学领域，索绪尔的学生、“现代文体学”创始人之一巴依(Bally)就主张文体风格研究以语言系统为对象，重点考察整个语言体系中所蕴藏的文体风格“资源”。在他看来，言语中的风格表现不过是语言“资源”的具体运用，基本上属于作者个人，是特殊的、个别的，没有什么普遍意义，而语言体系才是文体风格的根本。为此，他十分强调对语言的共时研究，将探索与分析语言体系所提供的种种文体表达手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文体风格研究的主要任务。正是出于对索绪尔学说的执著，巴依甚至将文学语言都排除在他所定义的文体学研究范围之外，其狭窄和偏颇可见一斑。

二、语言学研究的划时代转变

对于现代语言学这样的发展走向，实际上有语言学家很早就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认为，语言现象要以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说明和解释。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就曾指出，语言学完美整齐的条条框框只不过是对千变万化、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行为的某种概括，语言是人们习得的文化功能，而不是人生来就有的生理功能。与此同时，在欧洲，被称为功能主义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也反对忽视语言的外部因素，反对将语言仅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主张语言研究不能不考虑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斯(Firth)更是明确提出了语境对意义的制约作用，而且，他希望语言学家能更多地研究使用中的语言，因为从中可以找到理解语言本质和规律的钥匙。在他看来，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和促使别人行为的方式”，因此语言学家必须关注“语境中的言语行为过程”，“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阐述意义”，是解释句子与话语在语境中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俄国思想家巴赫金(Bakhtin)，他也批评了语言学把语言当作一种纯粹的形式结构体系而不注意它的基本内容的做法。他特别强调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性，认为语言和言语不是抽象的体系，不是独白，也不是生物心理学行为，而是言语互动的社会文化事件。生物人的社会化过程，对特定文化的习得，都离不开语言。语言不仅是人的生物本能的体现，更是植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的社会行为规范。为此，他提出了新的语言学思想，即他所说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这种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话语(discourse)，话语是具体的、使用着的语言，语言因素只是言谈构成成分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是话语产生时的所有外在因素，即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学研究没有必要向物理学和心理学看齐，无须试图对其复杂、多样的研究对象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

然而，在现代语言学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的观念是视语言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与自明性的符号系统，是可以脱离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使用环境而独立存在的，从根本上否认了语言实际上只存在于人的言说之中，其意义要随人的不同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可以说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研究范式的相对优势阻断了萨丕尔、弗斯等人的思想对主流语言学的影响，他们的学术主张很难得到当时大多数语言学者们的认同，按照他们提出的路径进行的语言研究也相对较少，而且只能在边缘夹缝中生存，难以形成大气候。至于像巴赫金这样从语言学界外发出的不同声音，就更难以被语言学家们听进去了。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萨丕尔、弗斯等人的思想才由海姆斯(Hymes)等人重新提了出来，并对当时风头正盛的乔姆斯基理论提出了公开挑战。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观而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观，强调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行为。而甘柏兹(Gumperz)则注重对动态的言语交互过程进行研究，主张把语言放置在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认为那种脱离社会文化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误导也是十分片面的。他们都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语法”，而是多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语言使用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也不能脱离语境、脱离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讨论。此外，比合乎语法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使用要符合社会文化规范。

当年“交际能力”观的提出并没有在语言学界掀起太大的波澜，那时人们大多似乎还沉浸在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片欢呼声中。今日回首，不能不承认，“交际能力”观的提出对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而言，其意义之深远可以说并不亚于“乔姆斯基革命”。当现代语言学在乔姆斯基的引领下直奔“语言的最中心部分”而去的时候，海姆斯的“交际能力”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视线投向了语言与其外部世界的联系，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韩礼德(Halliday)等人继承了弗斯的语言观并创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同样反对把语言学研究局限于“语言”，认为还应该研究“言语”，而且要用更大力气去研究。韩礼德也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他认为20世纪的语言学犯了一个错误(不知是该归咎于索绪尔还是索绪尔思想的诠释者)，并被这错误长期困扰，就是沉溺于语言系统而置言语于不顾，以为实际使用的言语除了给系统提供证据外别无用处。因此，他主张语言学家要研究真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交往时实际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理想化的人所知道的理想的语言结构。语言不是独立自足的，语言和语境中的种种因素关系密切。语言学家要做的不是人为地割断其联系，而是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梳理与说明。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推进，许多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把语言当作机器，当作静止的、封闭的系统来研究，其实是很片面、很狭隘的。语言研究中的抽象化和形式化固然有其必要性，否则，语言学也不可能取得迄今为止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语言和言语原本就是一个东西，最多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硬要将它们截然分开，固然可以省去研究中的不少麻烦。但很难让人真正看清事物本身。实际上，活生生的语言与其生存环境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所谓语言的内部与外部其实很难截然分开。

语言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文化现象。对语言不能采取纯技术的观点，不能把语言仅仅当作一个用于通讯的抽象符号系统。语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文化结晶(文化模式的总结)。语言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而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语言是复杂的、多样的、多变的，因为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是复杂的、多样的、多变的。只有将语言放在它最自然的“生存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看清语言的本来面目，发现语言的本质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语言学思想和研究范式初露端倪，强烈地冲击了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研究范式在现代语言学中的统治地位，导致了众多语言学新学科的出现，使语言学逐渐显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新局面，也因此拥有了更为广大的发展天地。

三、走向“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研究

可以这么说，语言学研究正在步入一个现代语言学之后的新时代，即“后现代语言学”时代。这里的“后”字，既有“在……之后”的意思，也有“反对”、“超越”的意思。虽然“现代语言学”的巨大身影依然处处可见，许多方面的变化情况也许还不十分清晰、明朗，但“后现代语言学”时代已经初步显现出以下一些与现代语言学所不同的特征：

1 “后现代语言学”质疑语言、言语的二分，消解共时、历时之间的对立，打破语言“内部”与“外部”的人为界限，彻底颠覆了现代语言学的语言观，语言再也不被视为孤立的、自足的、可以独自运行的系统，一切与语言和语言使用相关的东西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领域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索绪尔当年划定的范围。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们开始重新考虑和认识语言研究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例如，倡导社会取向的语言学研究就认为纯粹生物性的、非社会化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能想象语言学研究可以不考虑社会环境，因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人的社会文化能力的一部分，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语言与社会密不可分。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各类话语研究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语言学的语言观。正如迈卡塞和卡特(McCarthy&Carter)所说的那样：“一旦人们开始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待语言，那么他们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

我们看到，语言学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明显呈现出“波浪型扩散”的态势，从只关注语言的音素和词素扩大到句法，又从句法扩大到语义，进而再从语义到语用直到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析，原先被视为是“外部”的东西，被视为“环境”、“背景”、“边缘”的东西，统统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考察、分析对象。毋庸置疑，视野的扩展已经是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继续坚守所谓“语言的最中心部分”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以语义方面的研究为例，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传统一向只注意语义与真值的关系，主要从逻辑上去分析语句意义，虽然其研究也颇有成绩，但仍然无法对语言交际中话语表达与理解的许多问题做出合理解释。语用学的出现为探索这些问题开辟了一个前景广阔的新途径，语用学也从过去专门接收语法学、语义学用逻辑或数学的形式方法处理不了的语言问题的“废物箱”(waste basket)，逐渐发展成为语言研究中的“显学”之一。按照利奇(Leech)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语言学从一门只处理言语物质特征(如音素)的狭窄学科，变成了研究形式、意义与语境的宽广学科。这种变化绝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拓宽，更是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考察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代语言学赖以依存的理论基础，其效应可以说是革命性的，预示了“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到来。

2 后现代语言学一反语言学界长期奉行的“简约主义”(reductionism)，不再以追求所谓的“普世真理”为目标，放弃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语言观和“客观主义”(objectivist)的研究范式，更加注重在具体语境中研究语言现象，对语言及其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

自西方进人现代以来，对科学的推崇达到空前程度，自然科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步占据了学术研究殿堂的中心与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压力下，人文与社会科学也开始仿效自然科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而且在基本理论假设与思路上，都在向自然科学靠拢，力求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水准，并以此作为研究是否具有足够合法性的主要判断依据。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语言学也曾竭力追随和仿效自然科学。在所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中，语言学在这方面也许是走得最远的。语言被看作是自主、自足的抽象符号体系，语言研究只注重形式而忽视意义，追求数学式的形式化描述。这样的研究模式也曾经在一些其他相关学科中受到推崇，是语言学曾被人称为领先学科的原因之一。

现代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源于经验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认为作为研究客体的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研究者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使用一套规范的、科学的方法程序来认识其内在固定的本质和可以重复发生的规律；始终坚持认为存在不受时空限制的客观事实与绝对真理，坚持以寻找普遍存在的语言“本质”为己任。实证主义试图把复杂的世界、社会化约为最为精简的元素，并寻求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主义追求理论上的普遍性，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拒绝认真对待所谓的特殊性，将之一律称之为“例外”。实证主义假设世界上万事万物均有其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观存在，世界与社会都有可知的客观规律等待我们去发现，忽视研究的对象会因研究角度、视点的变化以及理论建构的不同而不同。

进入“后现代语言学”时代，这样一些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被推翻了。如马尔库斯等(Marcus&Fischer)指出，那些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事实、或者被当作决定范式有效性的基础因素现在都成了有问题的东西，研究中热衷于普世化、规律化的科学范式和轻视人类多样性的倾向都受到了挑战。语言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实质性的不同。语言归根结底是人的现象，而不是物的现象。以对物的研究来统领对人的研究，按照研究物的方法来研究人，把语言当作独立于其使用者的客体来研究，拿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语言并指望由此而获得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语言观的谬误和“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的“狭隘”与“不自然”都受到了广泛批评，现代语言学的普遍性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质疑。

从“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看，那些被现代语言学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的东西，绝不都是与语言本质毫不相干的所谓表面现象。语言研究为现代语言学的简约主义倾向(reductionism)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再也不能只为语言本身、就语言本身去研究语言。

3 “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学越来越不“纯粹”了，“就语言研究语言，为语言研究语言”的戒条已经被彻底打破，语言研究越来越多地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曾经竭力要割断与其他学科联系、一心一意追求“学科独立”的语言学，现在更多地是谋求和其他学科的合作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冲破了原有的学科划分，打乱了以往的学术格局，在那些过去一直处于边缘的地带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发展出具有蓬勃生机的新研究领域。

比如，近年来以话语(使用中的语言)为中心的语言研究的蓬勃兴起，使对语言及其使用的研究成为众多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跨学科、超学科领域，为人们从交际的、哲学的、心理的、社会的、

文化的、文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进行探索提供了可能。各种各样的话语研究现在虽然还说不上成果丰硕，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从更深层次来看，话语研究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均质性、普遍化以及否定和贬低文化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这类研究提供了对社会和社会人的新的洞察，深化了人们对语言使用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认识，进而影响人们的观念、态度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原有的学科领域界限，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有关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在研究范围、途径、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突破。

还有近年来逐渐形成热点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就是在新一代认知科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理论来源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生物学等，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理论的反动。认知语言学研究摈弃了现代语言学所奉行的客观主义范式，否定了把语言视为封闭、自足体系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开放的，依赖于其使用者，是客观现实、社会文化、人的生理基础和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的语言能力也只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大力提倡结合相关学科研究来探索语言。

总之，在“后现代语言学”看来，学科的分割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为形成的，语言学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不完全是由语言本身具有的特质或特性所决定的。语言学不能仅从其自身发展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走向，需要从学科分割的羁绊中走出来，需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加多元的视角，需要有跨学科的或者说超学科的眼光。想仅仅依靠对语言内部的研究或者只凭借所谓纯粹的语言学家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对语言的全面考察和深入认识的。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很多在语言研究中有突出成就与贡献的学者都有语言学以外的学术背景。

随着语言观和研究范式的转变，语言学日渐成为一种明显具有跨学科和超学科性质的研究活动。这种跨学科性或超学科性对“后现代语言学”十分重要，有助于转换视角，调整方式，重新审视和质疑已有的理论与知识体系，解构单一中心的神话，打破原先所划定的中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的界限，让研究得以从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也是其区别于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任何试图按照规整的学科边界对“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研究进行划分和描述的做法，即使不是对实际状况严重的误解甚至歪曲，至少也是过度简化。进入“后现代语言学”时代，“语言学”(linguistics)一词似乎更应该被视为可数名词。今天的语言学早已过了某种思想或某个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

4 “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研究不再坚持认为有什么唯一“正确”、“科学”的方法和途径，而是强调从不同的视角、多方面地对语言进行探究。尽管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样的思想及其实践受到现代语言学主流的排斥和挤压，但是，不同于现代语言学建立之初否定以往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后现代语言学”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现代语言学，而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其成就与不足，视其为众多视角和途径中的一种，表现出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学术态度。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语言学似乎不承认、至少是不情愿承认还可以有另外的研究范式。就其根本的学术假定、思维模式以及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现代语言学实际上深深地受制于它所赖以产生和成长的西方文化。由于在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传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主流思潮、学术研究总是乐于追求研究成果的普遍适用性，力图将一切都纳入其自身的思维定式之中，现代语言学就曾因此视其自身为唯一科学的语言研究。

从“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任何“规律”、“真理”或“发现”都要受到一定时空的限制，都是有条件的。语言学家应该认识到自身和自己研究可能带有的社会与文化偏见，自觉地与偏见保持距离，对偏见持批判态度。现代语言学并非完全中性的、客观的描写体系和框架，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创建者自身的文化观念与假设。如克拉姆申(Kramsch)所指出的，语言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其知识本身无不带有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色彩，因为知识的获取与传播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和所研究的语言一样，语言学研究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现代语言学基本上是诞生并成长于西方文化环境之中，某些局限性是与生俱来的。过去西方语言学家们常常对所谓的“例外”、“偏离”、“变异”等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证明了他们的普适性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当语言研究从语言内部转向了语言外部(确切地说，是转向内部与外部的结合和联系)，研究途径及方法的改变就是势不可挡的。随着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语言学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范围，更是从新的、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语言。准确地说，不只是对原有观念的扩展，而是重新审视与定位。例如，性别话语研究的兴起给语言学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视角，极大地冲击了语言学界原有的思维定势，从根本上质疑了语言学的传统，使人们开始正视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为去除现代语言学定势思维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人类语言的遮蔽做出了贡献。“后现代语言学”的语言研究不再只关注于语言在原有思维定势中所凸显的那些维度，而是试图从更广大、更多元的视角来看待语言和语言使用的问题。

“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学者们意识到，语言及其使用是一种人类的现象，而人和人的世界(不仅是人所生存其中的自然界，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世界)如此丰富多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任何试图用统一的理论去描述、概括与解释的努力，都注定了有其致命的片面性及局限性。

这里所说的“后现代语言学”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似乎没有十分明显的直接联系，但其产生和发展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从以上所说的“后现代语言学”的一些特征中，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痕迹。也许就是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看清楚语言学研究这些年变化的来龙去脉。这也是当代世界学术(尤其是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由于语言学曾经是人文与社会wwW.LWlm.com

科学领域特别“先进”并对其他各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带头学科”，时至今日，语言学界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表现得有些迟钝，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现代”，津津乐道于已有的成就与曾经的辉煌，舍不得丢弃已是“轻车熟路”、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并习惯视其为恒久不变的普遍真理。例如，虽然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从语言内部转向语言外部，可是在不少研究中采用的主要还是那些原先适合语言内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仍然倾向于把语言内外的联系与孤立的语言内部同样对待。对此，所有以研究语言为己任的人们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莫被这些与“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研究不相适应的理论和方法所拖累，失去获得对语言及其使用和对人类生存状况提出新颖而又富有启示意义真知灼见的大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