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一、引言http://wWW.LWlm.Com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社会语言学有狭义与广义或微观与宏观之分。前者是本义的社会语言学,后者是语言的社会学。前者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人们说话,以及方言和语言的使用范式与社会属性的关系,如阶级、性别和年龄；后者研究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如言语形式在社会中的分布，语言变迁、维持和替换，言语社团的规约和互动，并对这些功能分布的属性进行解释[2]。

本文既然旨在探讨语言与社会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沿用了广义的或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的概念。正如《自由百科》（Wikipedia）所归纳的那样，它研究社会方方面面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也研究基于某些社会变量（如民族、宗教、地位、性别、教育程度等）所区分的社团之间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也研究如何运用所创建的规则来对社会阶级或社会经济阶级进行分类[4]。

二、马利诺夫斯基

韩礼德师从弗斯，可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脱胎于以弗斯为首的“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有趣的是弗斯本人的语言观有不少得益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马利诺夫斯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马利诺夫斯基谈起。

马利诺夫斯基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人类学研究中以主张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实地考查闻名。他在对太平洋中Trobriand岛的调查中观察到语言对土著人组织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5]：

（一）要了解土著人语言的意义，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例如，土著人在海上进行捕鱼作业时所说的话如果进行逐字翻译难以明白其意义[6]，试见下例：

Tsakaulokaymatana yakida;

We runfront-woodourselves;

towouloovanu;

we paddlEin place

Tasivila taginesoda;

we turn we seecompanion ours

isakaulo ka’u’uya

he runsrear-wood

oluvieki similavetaPilolu

behindtheir sea-armPilolu

上述例子中的wood（木头）在土著人的语言中指木头做的“船”，wood前面加上front和rear，分别指划在“前面”的船和“后面”的船；Pilolu岛的sea-arm 直译为“海的手臂”，这里指“海湾”。马利诺夫斯基在现场看到这些情景，才能理解所听到的话语。

（二）土著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活动的方式。从土著人在海上的作业，或者田间劳动等活动中，马利诺夫斯基认识到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7]。“土著人所有这些语言材料的结构是与包含这些话语的的活动过程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是依赖这些活动过程的。它（技术语言）不是通过想象，而是通过活动学得的”[7]。

（三）土著人使用语言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功能。这主要是寒暄功能（phatic communion）、实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和巫术功能（magic function）[6]。实用功能就是指土著人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而寒暄功能则强调多数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是通过“讲话”联系的。这里，“phatic”是为了完成社会交往的功能，而“communion”是亲密的交情或友谊。马利诺夫斯基认为寒暄功能具有以下特征：

——自由的，无特定目的的社会交往。

——一种言语方式，仅仅通过词语的交换建立团结的纽带。

——对爱憎无目的的表示，对不相干事情的描述，对非常明显的事做评论。

——没话找话讲。

为此，马利诺夫斯基认为寒暄功能主要不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它们的意义是象征性的，仅仅是出于礼节的需要。像问候身体健康与否，评论天气，对一些大家都清楚的事加以肯定，所有这些不是为了提供信息，不是要人们去从事某项活动，更不用说表达思想了[4]。至于巫术功能是土著人在进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语言。不仅如此，马利诺夫斯基还认为，这不能简单地用从事迷信活动的语言来解释，土著人使用这个功能，是用来区别事实和虚构，技术和巫术，以应对在耕种、航海和捕鱼时所需技能的复杂程度。例如，在小湖中捕鱼由于水面波浪不大，土著人不必使用这一功能，而当他们在大海中作业面临强风暴时则经常使用[8]。

从以上马利诺夫斯基的调查分析及其观点不难看出，虽然我们认为他的寒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既然是社团中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这本身就表述了人际意义），他已认识到人类的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塑造了他们的语言，而他们所塑造的语言又服务于他们所要进行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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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弗斯（J.R. Firth, 1890-1960）

与马利诺夫斯基同时代的弗斯早年在印度工作。他在英国东方和非洲学院工作期间就已结识马利诺夫斯基，并深受其观点的启发。弗斯在英国第一个被聘为普通语言学教授，培养了不少人才，从而建立了弗斯语言学派（Firthian linguistics）。 首先，就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第一项甚为重要。受马利诺夫斯基影响，弗斯认识到语言研究应采用功能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弗斯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话语（utterance）的意义；鉴于话语是在真实语境下进行的,它们所衍生的意义应当与语境有联系。在这方面，他丰富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制订了情景语境的具体框架[10]：

（1）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人品

a. 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 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2）有关事物

（3）言语活动的影响

其次，弗斯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系统（langue）和言语（parole）。相反，他坚持的一个分析原则是区别“结构”（structure) 和“系统”（system）。结构包括内部句法结构的成分，这些成分在相互可以预期的顺序的情况下各有位置。可通用的项目或单位的系统用来说明这些成分的聚合价值 [10]。 由于弗斯把“系统”一词重新定义为聚合关系，他的学生后来发展了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11]。

再次，弗斯认为语言是说话人所谈事件的集合,是活动的方式，是做“事情”的方法，因此语言学家应当研究事件本身。

弗斯的这些观点使得英国的主流语言学家基本上走的是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的道路。所谓系统就是“聚合”，就是“选择”，而且是第一性的观点，决定了语言的使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这相当于我国“约定俗成”的传统。遗憾的是弗斯去世较早，他的论著中缺少具体实例[11]。

韩礼德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是人们有目的地用来在语境中表达意义的资源。“一个理论的价值在于人们可资以利用”，因而他总是认为语言理论本质上是面向消费者的[13]。“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学”，意味着“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解释语言，而文化本身是以符号学的词语作解释。语言既强调社会结构和系统，也使其符号化”。语言的这种“双重功能”使意义的表达方式多样化，“从后院的闲言碎语到叙述体小说和史诗”[14]。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韩礼德的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具体有：

（一）系统（System）

在弗斯语言学中，系统是与结构相对立的聚合关系，但弗斯没有进一步明确两者的关系。韩礼德的贡献是把语言看作符号资源，语言描写的应当是系统资源，而不是结构，也就是说，系统是第一性的。语言既然被看作符号资源，对语言的描写实际上是对选择的描写[15]。这样，他又明确了在索绪尔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中，聚合关系是第一性的，组合是选择的结果，是第二性的。

（二）语境（Context）

语境的重要性早已为伦敦学派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弗斯所确认。韩礼德进一步明确了语言存在于语境(如会场、教室、语篇)之中，人们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交换意义的，因此应当从外部来研究语言，而不是内部。因为语言不是“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集合”，不是“完美的自足系统” [14][15]。其次，韩礼德对“情景语境”从理论上阐明“一方面它是社会环境之间的有规律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语言从功能上加以组织”[16]。再一方面，韩礼德把语境分解为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语场指语言使用时所要表达的话题内容和活动，具体说，即话语参与者正在从事的活动。语旨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以及交际意图。语式指进行交际所采用的信道，语篇的符号构成和修辞方式。

（三）功能（Function）

马利诺夫斯基虽然是功能主义者，但他主要在人类学研究中探索功能主义的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这个任务由韩礼德完成。他在六、七十年代潜心研究语言的功能主义解释，最后总结了3个元功能（meta-function）和它们在语言中的体现[1][17]，具体为：

——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事物和过程的反映，是所说的内容。在语言范畴中表现为及物性（transitivity）、归一性（polarity）和语态（voice）。

——人际元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语言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活动和做事的手段，必然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在语言中由语气（mood）、情态（modality）、语调（key）等范畴体现。

——语篇元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上述两种功能最后要由语言使用者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http://wWW.LWlm.Com现。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从而使语言使用者只能生成与语境相匹配的语篇。

不仅如此，各范畴的具体成分无不为了实现一定的功能，如一个小句的及物性是由参与者（participant）、过程（process）和环境（circumstance）等功能成分构成的，语气是由语气成分（Mood）和剩余成分（Residue）组成的，主位结构由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组成，信息结构由新信息（New）和已知信息（Given）组成等。

（四）语篇（Text）

早在1978年，韩礼德就指出组成语言的不是句子，而是语篇或话语。后来又说，“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描写语言而不说明语篇是徒劳无功的；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是空洞的” [13]。

（五）语域（Register）

语域理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与方言变异（dialect variation，表示社会结构的差异，即各种各样的社会层级）不同，语域说明语言使用时的各种变异现象，即社会活动过程中的种种差异。它是语言使用者与语境的各个方面互动的结果。这些都是语境的变量，语言使用者可以在有关变量下预见所要交换的信息和所要使用的语言。由此可见，语场、语旨和语式的语境理论奠定了语域的理论基础[14][17]。

（六）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

这里，韩礼德对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习得的概念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解释。语言习得应当是人类通过“习得”如何用语言来完成各种功能的方法来“学得”运用语言来表示意义。韩早期的工作便是研究儿童如何习得第一语言的各种功能[15]。

根据韩礼德[18]的研究，婴儿在开始爬行后，有了时空的概念，由此创造了意义。照顾婴儿的母亲与她的婴儿共享构建意义的过程，深信婴儿正在咿呀学语。韩礼德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妈妈把婴儿抱在膝上，拿起一个玩具兔子，婴儿则盯住这个玩具：

Mother: There he goes!（它跑了！）

Child: [u u u]

Mother: Oh, you want me to throw him up again, do you? All right. There he goes!（喔，你要我再抛一下，是吗？好，它跑了！）

Child: [loudly] [mng]

Mother: No, that’s enough. Let’s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不玩了，玩够了。让我们玩点别的。）

虽然一直都是妈妈在说话，但她接受孩子的反应，犹如在进行话轮的转换。孩子出声的变化，使对话得以进行，也使孩子逐步学得妈妈提供的语言模式和表示的意义[19]。

（七）认知 （八）适用语言学

近年来，韩礼德提出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号召，而适用语言学的工作机制便是以“社会理据”（social accountability）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的[22]。

由此可见，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语义系统可以定义为一种功能的或功能导向的意义潜势，是为编码某些语言外符号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网络，或者是包括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成分的系统网络。

五、其他主要成员

韩礼德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任教，培养了众多弟子。因篇幅关系，这里无法介绍所有人的活动，仅举几位与韩礼德关系密切的学者，他（她）们基本上代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走向。http://wWW.LWlm.Com

（一）哈桑（Ruqaiya Hasan） [（^）初始事件^]后续事件^最终事件[^尾声·寓意]①

假设语场是在商店购物，那么这个潜势可进一步描写为：

[（致候）（招呼）^ ] [（询问n）{要求^应答}n ^出售^ ] 购买^结束（^完結）

显然，语类结构潜势是以无穷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

（二）马丁（James R. Martin）

马丁师从韩礼德攻读博士学位，后随韩礼德参与悉尼大学语言学系的创建。马丁与哈桑同时研究语类理论，不过他使用了“语域配置”(register configuration)和“纲要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等术语。他把语类定义为“借语域体现、以目标为本的呈阶段化的社会过程” [24]。

马丁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为“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主要用来分析有关评估的语言，以便对语言资源进行分类，如表述、协商、表明立场等。在马丁的评价系统中，具体分为三类： 情感（Affect）、判断（Judgement）和鉴定（Appreciation）。评价性资源也按语义分为3个方面：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分级（Graduation）。

在这个基础上，马丁回答了韩礼德语域理论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在语域三要素中进行选择。 马丁认为处于更高层面的应当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丁把这项研究与“批判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结合起来，并发展了“肯定性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概念。

在语言学理论与教育的结合方面，马丁将语类理论应用于语言教育,从而以悉尼学派(the Sydney School)闻名[25]。

（三）麦西逊（Christian M.I.M. Matthiessen） （四）克雷斯 （Gunter Kress）

克雷斯在发展“批判性语篇分析”、“多模态化”（multimodality）和“多元文化”这些方面建树颇多。对批判性语篇分析，他持有的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语篇是由“处于社会中的说话者和作者产生的”,但参与语篇产生者并不总是平等的[28]。关于多模态化，他研究过模态在创造意义方面的互动过程[29][30]。对多元文化，他提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应让年轻人识别他们是如何每天受到周围的具体交际的影响的，让他们自己在文化上和社团中定位，在工作中有所创新和发展[31]。

（五）兰姆克（J.L.Lemke）

兰姆克以研究社会符号学闻名。他强调社会的有意义活动构成各种社会文化，即社会符号系统[32]。

（六）福塞特（Robin Fawcett）

从福塞特[33]1980年的专著《认知语言学和社会互动》（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便可看到社会互动的研究早在他的视线之内。他也肯定语料库和盖然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