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棠“藏俗改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摘要]清末，张荫棠在其全面藏事革新期间向民问撰译颁发的《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本小册子，标志着“藏俗改良”的开始。《藏俗改良》《训俗浅言》的内容体现出在关照藏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清末共时态的风俗文化元素，体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俗的迈进方向，对西藏风俗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弓l领作用。“藏俗改良”是西藏社会的一场思想洗礼，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对社会风俗的束缚；深层意义在于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文化，巩固国家认同，其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张荫棠；《藏俗改良》；《训俗浅言》；历史人类学；考察

[中图分类号]K252（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4）03―0138―07

一般认为，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文化，包括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起源于人类群体社会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社会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中国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社会风俗，形成了“为政必先究风俗”的治国理政传统。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为立国之根本也”。清末，经历维新变法的冲击，中国社会风俗处于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长期禁锢，构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新风俗文化的重要时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奉命“查办藏事”的张荫棠从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出发，所开启的“藏俗改良”几与近代中国社会风俗大革新同步。社会风俗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回顾历史，张开启的藏俗改良与现在的关联性不容忽视。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思路，即主要关注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性质、结果、影响的研究方法，对“藏俗改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基于藏俗改良的两个文本，取旨“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的历史人类方法进行探析。

张荫棠（？―1935），字憩伯，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荫棠随伍廷芳赴美出任驻美国使领馆三等参赞，次年改任旧金山领事，寻调任西班牙代办。光绪三十年（1904），任直隶补用道，三十一年（1905），奉命以参赞身份随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印谈判续订藏约事宜，始与藏事结缘。次年，为维持统治的清廷派对藏事有深刻见解的张进藏“查办事件”。张受命后由印度入藏，于同年十月十二日抵达拉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张在大刀阔斧地全面藏事革新期间，向民间撰译颁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本小册子，标志着其“藏俗改良”的开始。

1.历时性因素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包括居住、饮食、服饰、婚娶、生育、丧葬、节日、信仰、娱乐等在内的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深深地受到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浓郁的宗教文化、长期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制度等诸多地理、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呈现出独具风格的民族特色。一位藏族学者指出：“藏族传统文化是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其高峰也正是其开放性释放的结果：12至18世纪分封割据给百花齐放，标新立异，兼容并蓄创造了宽松环境，刺激了藏族文化丰富和拓展的需求。但18世纪后期，由于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在大清王朝的支持下形成后，藏族传统文化逐步走向自我封闭和经院教条体制，诠释代替了注入，排斥代替了包容，教育脱离了民众，形成一种维古而是的文化风尚。……正是这种唯古唯佛，封闭排外的妄自尊大，导致藏族传统文化因陋就简循规守旧，近乎于死水一潭。当代藏族史家恰白-次旦平措也认为：‘正是固步自封的社会风尚，才使西藏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停滞不前，甚至变得更加衰微和落后。’”

长期的政教合一 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不仅严重束缚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西藏传统文化包括文物古迹、道场胜迹处于自我封闭和萎缩的状态。至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则更是一片空白。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如上，清末西藏社会风俗面临的困境，敦勉具有维新思想的张荫棠致思藏俗改良。

2.共时性因素 清末，“西俗东渐”之风日盛，中国传统风俗受到强烈冲击。清政府新政上谕指出：“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细条议以闻。”此时，中国社会经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思想的洗礼，加之新政的推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旧风俗处于剧烈的革新之中。

此外，张在藏事革新之前，西藏遭受了英军骨鲁大屠杀、江孜保卫战失利以及英军开进拉萨、迫签“拉萨条约”的历史厄运，人心浮动。《新民丛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外交报》《蜀学报》等各大媒体纷纷刊发呼吁改革藏事的文章。能否革新藏事，巩固中央在藏主权，不仅是清廷维护其统治面临的一大严峻考验，更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面临的一次严峻的历史考验。面对岌岌可危的现实场景和改革藏事的强烈呼声，改良西藏风俗“冀荡涤其龌龊窳惰之积习，而振其日新自强之气”，以为全面藏事革新开辟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清末治藏面临的新情况是张荫棠运思劝导藏俗改良的现实场景。 具体而言，张的藏俗改良思想包括其倡言革新、筹划新政的整体运思之中，是其全面藏事革新中的重要一环。他通过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多次筹议，并借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会议的机会，亲自宣讲《天演论》，为藏俗改良做舆论宣传，这说明其藏俗改良方案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互动的结果，既有外部先进文化的引导，又有自省后自愿改良的意愿。张在酝酿藏俗改良方案期间曾遭人攻击，被清廷训诫，促使其对改良方案的思考更加谨慎、合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在藏工作的切身体悟，藏俗改良方案逐渐酝酿成熟，最终形成了《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个文本。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因素言，张的“藏俗改良”具有必然性。

张荫棠撰写的“藏俗改良”的汉文文本完整地收录于其自著的《使藏纪事》中，据汉文文本撰译并刊发民间的藏文文本至今尚未见到。《藏俗改良》《训俗浅言》刊发民间之后，西藏群众“传抄颇为踊跃”，应当有广泛的流传。笔者曾在对藏族群众的访谈调查中得知，有人家里曾存有藏文文本，可惜后来遗失了。

1.《藏俗改良》全篇34条，共计2369字，涉及生活常识、忠孝、礼仪、诚信、信仰、工商、经济、军事、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丧葬、家庭主要劝导一夫一妻制、男女有别的人伦关系和家庭里的孝道等，涉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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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等条。张的主要根据是：“乾隆间，全藏丁口百七十万。以西国生理学公例推之，三十年丁口当增一倍，藏民应有一千万之数。现据商上册报，只存一百万，百余年间丁口反减七十万。……查全藏喇嘛十居其七，例禁嫁娶，生齿因以不繁。欲救其弊，必宽喇嘛嫁娶之禁，任民自便，商上不为厉禁，庶足以广生育”，所以他倡导婚姻、家庭伦理新风。诚然，从文化多样性角度言，其中第20条中的“男子不宜戴耳环”，确显苛刻。

（2）个人和公共卫生、医疗 主要劝导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小孩周岁种牛痘等，涉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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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等条。张看到的是：“藏人素不明医药洁净卫生之理，不知种痘育婴之法，是以疵疬疾病短折者众，生齿日绌，亦由于此”。他在《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中说：“洁净为卫生之要义，身体头发宜常洗浴，居室宜多开窗户，饮水宜求清洁，屋旁宜留空地，多种树木，以吸空气。楼下不宜蓄养牛马，粪溺郁蒸，有碍卫生。治病宜精究医药。以上诸事，藏人皆素未讲究。应如何设卫生局医院，以保护民命。”按照当时流行的进化论，革新这些陋习势在必行。对“洁净洗浴”商上三大寺筹议后，明确表示“即当遵行”。

（3）服饰 张明确劝导“衣服宜改短窄”，“以便做事”，涉及第7条等。“鸦片战争之后，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服式暴露出了自身的劣势。传统的褒衣博带和长裙雅步对应的是节奏缓慢的生活，这种服式适应不了近代快节奏的时代步伐和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传统的等级分明的服式，既繁琐，又与近代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伦理道德观念相抵牾。所以，中国传统服式不可避免地在近代发生了变革。”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强烈要求易服。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主张借鉴中外古今经验，改穿西服，无疑张受此思想影响。尽管服饰是体现民族特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张劝导改穿短窄衣服的理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4）教育、军事防御 主要劝导适龄儿童就学、青年男子尚武备战，涉及第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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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等条。倡办汉文学校的原因是：“藏民……既系中国百姓，又不识汉文，不懂汉语”，“西藏内属二百余年，语言不相通，办事致形隔膜”。对此商上三大寺表示：“谨当催饬大众，应如何设所教读，俟奉训诲，陆续遵照办理”。劝导青年男子尚武备战原因是：“西藏向用民兵之制，按亩征兵，散布各处，未经训练，乌合之众，殆同儿戏”，而西藏面临“英俄逼处”的严峻形势，“巩固边防”刻不容缓。

（5）天文、地理、历法、宗教 劝导掌握天文地理常识、喇嘛兼做农工商业、使用黄历等，涉及第

1

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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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等条。张看到：“喇嘛多则生齿寡，不知佛教真诠”，“毋惑于鬼神风水之谬说，而闭塞山川之瑰宝”，张认为“喇嘛仍可充农工商兵诸业，唪经只能在密室中，子时功课，盖佛教三昧”，并以“日本原系佛教，自僧空海离鸾发明本愿真诠，遂成富强之业”为例进行劝导。

（6）诚信、礼仪 主要劝导说话、经商要诚实守信和大众化的见面礼节等，涉及第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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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条等。比如当时人们见面行“竖指吐舌”的礼节，西藏宗教文化中，“顶礼曲躬者系表身密；伸舌者系表口密”；但是，宗教生活不能代表全部，西藏当然有世俗生活，在当时行握手之礼是世俗生活的发展趋势。张认为“吐舌竖指头”之见面礼“贻笑各国”，劝导各人“可因时择宜”行中国“作揖”或外国“握手”之礼。后来“握手”之礼逐步取代传统的“作揖”之礼，这里张为什么还要劝导“作揖”，是他对文明进步发展的趋势把握不够？我们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作揖”作为中国传统的见面礼，在20世纪初尚占主流，张劝导藏俗改良是以构建伦理文化认同巩固国家认同，着眼于政治上的“挽回主权”，所以，他必须劝导有利于国家认同的礼俗文化。另一方面，张已经见识到西方的握手之礼，也可能已经意识到握手之礼不久会取代作揖，但握手之礼尚未被中国人普遍习用，特别是在西藏抵御英国渗透的情况下，仅劝导握手就有可能被西藏群众误解为崇洋媚外，引起反感。这或许是张明知作揖之礼行将被握手取代，还劝导作揖的原因，但他紧接着说各人“可因时择宜”的选择。

（7）经济 主要劝导种植、开矿、贸易、务工等，涉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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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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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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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等条。兴办实业是张倡言革新的一大方面，他在劝导发展经济中列举了充足的理由。“藏矿丰富，西人以为冠绝全球”，但“藏官素惑于鬼神风水之说，封禁不准开采”。“西藏土货以药材、羊毛、牛皮及皮货为大宗”，但“藏官素持闭关主义，禁阻互市”。“藏中牛皮极贱，惜所用皆生皮，不晓制熟皮之法，致多废弃。白狐、猞猁诸皮货亦多霉坏。氆氇、毡毯纯用羊毛所织，织工颇粗，仅销于内外蒙古等处，不能得重价”。他筹拟“江孜设工艺局，学制熟皮，并购机器，以织氆氇”；张认为：“藏卫沃野千里，果使地无不辟，田无不治，树艺兴、财赋瞻，他日以藏治藏，力可自给，不烦协拨，蔚为雄番”；并颇费口舌地宣讲如何做“印茶”、“炉茶”的贸易，而且拟“以炉茶茶种输藏，教藏民自种”。西藏各种土特产、矿产、农牧产品等资源丰富，张在“九局草章”中，就如何开采矿产，如何对土特产、农牧产品进行深加工，如何贸易等拟定了具体方案。

（8）环境主要劝导广植树木、保护水资源等，涉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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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等条。面对“西藏每患雨水少，而荒地荒山极多”的实情，张宣讲道：“树根入地，引泉水上升，接天气下降也”，“多种树木，则雨水必多”，“数年后雨水加多，可种青稞麦稻矣”。张还指出“屋旁宜留空地，多种树木，以吸空气”。关于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劝导，一是生活用水要洁净，指出“饮水宜求清洁”，“秽水有毒”，“河水宜澄洁，乃可引用”；二是通过掘井开渠的方式保障农业用水，指出“山坡各地宜多掘土坑沟渠，以贮水”，“每园须开三两个井，以备灌溉，或掘水沟池以贮水”，他宣讲开井以备灌溉后，进一步就购买开井机器、学习开井技术拟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拟定了“园丁数名，司理掘地种植灌溉之事”这样的长效机制。

（9）国家观 主要劝导西藏僧俗百姓对清朝国家的认同，再申西藏主权归属，涉及第2l条。张不厌其烦地宣讲：“西藏内属二百余年，康乾间缕烦兵力，为平定内乱，设驻藏大臣，以镇抚其地，迥非越南、高丽藩属可比。但我朝政尚宽厚，向不干涉其政教”，“至今日而时移势易，强邻窥伺，封豕长蛇，势不可遏”，之后训示商上三大寺在英国两次侵略中的“种种吃亏受制”，进而深刻揭示英国挑唆、煽动达赖喇嘛与班禅，加紧图藏的狼子野心。西藏地方在给张的《藏众答词》中，多次以“仰蒙大皇帝逾格恩施”，“仰蒙大皇帝认真维持西藏事务，实属感激”等相称，表示“藏人实无违背朝廷，恳请施恩”。在当时情势下，张以“西藏系大皇帝土地，……唐古特系大皇帝百姓，依托大清国庇荫，故能安居乐业，黄教昌盛。切勿受人愚骗，劝尔独立为自主之国”来加强国家观教育，再申西藏的主权归属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2.《训俗浅言》开宗明义地提出：“西藏人皆是大清国百姓，当遵奉大皇帝政教，忠心事主，心如铁石，至死不变。大清皇帝为黄教之主国，教之紧要有数件，今为尔等申明之”。张把“教之紧要有数件”之“教”分为“中国古学”和“中国新学”两大部分。

“中国古学”的核心内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审问”、“慎思”、“明办（辨）”、“笃行”、“智”、“勇”、“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张所提的这21条是儒家的传统伦理观。其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是儒家称之为“五伦”的基本思想。“博学’’、“审问”、“慎思”、“明办（辨）”、“笃行”出自《礼记・中庸》。“智”、“勇”、“仁”，是孔子所讲的“三达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继续发展儒学中，提出的“八德”标准。“中国古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纲，但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儒家传统的伦理观，而是赋予了与时代进步相吻合的新内容，特别讲求与西藏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体现出以下特点：

（1）跳出儒家传统伦理观的局限性阐释人伦关系 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撇开儒家“三纲”说所片面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义务，把“父子有亲”解释为“父爱其子，子爱其父，互相亲爱。子受父母鞠养教诲之恩，当终身孝养其父母。勿以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衣食之养”。把“君臣有义”解释为“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众，各尽其义。君有过则臣当谏，勿阿谀取容。做官者以爱民为本，勿苟图富贵而刻剥百姓”。把“夫妇有别”解释为“夫在外谋生计，妇在内理家事，各有分别。男女同姓，不得为婚。兄弟不得同娶一妇。男子成丁，与姊妹姑嫂不得同床而睡”。

（2）甩开儒家伦理中的阶级意义代以根本的普遍意义。比如：“仁”解释为“仁者爱人，施舍衣食，以活穷民。教人读书，使明道理。己所不欲勿以施诸人，即佛法之慈悲，普救终生”；“义”解释为“义所应为之事，勇往去做，不顾身家性命，忠臣义士死后登天堂”；“礼”解释为“待人谦虚恭敬，言动无粗暴，揖让必循礼”；“智”解释为“智者知人，凡人之善恶、事之是非，皆知之明”；“信”解释为“做事不欺人，出言不诳语”。

（3）以儒家“追求精神”劝导发展士农工商各业 比如：“博学”避虚就实的解释为“士农工商，各有学问，件件都要考究。凡天文、地理、机器、工艺、商业、农业、算学、兵刑、钱谷、水利、矿务、一切经典史书，皆要学习。至于声光电化医诸学，皆有益于民生日用，并宜设学堂，分门肄习”，显然是用儒家关于“博学”学说的“追求精神”劝导学习掌握科学知识和发展经济。

（4）注意结合西藏现实 比如：旧西藏时有兄弟因分家发生相争的事情，在解释“长幼有序”时，他特意提到“兄勿欺凌其弟弟，当推让其兄，勿因分家产而相争”。当时西藏遭受了两次英军侵略的战火之灾，仍然面临严峻地防御形势，所以在解释“勇”的时候，他特意以打仗为例，说“譬如打仗，临阵独当前敌，收队独居人后，是谓勇于公战”。他在整肃吏治、惩治腐败过程中深知对西藏僧俗官员的贪腐需常抓不懈，所以在解释“廉”时说“不受昧心之财。做官者昧良心贪利，不过为子孙积资财，作牛马，自己却落得臭名万载，却何苦来。万一败露，首领不保，即不败露，死后作骡马猪狗还债，殊为不值”等。

（5）联系宗教以劝导“忠义”、“善行”宗教在西藏长期与政治结合，宗教上层等悖逆佛法“向善”的实质，对广大百姓残酷压榨的一面不容忽视。“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 的中世纪城堡来说，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所以在解释“仁”时，张特意提到“佛法之慈悲，普救终生”；在解释“义”时说“忠臣义士死后登天堂”等。

“中国新学”的核心内容：“合群”、“公益”、“尚武”、“实业”4个方面。关于“新学”，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不仅已经开始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新学”的种种实践，而且从理论上进行着探讨，以为实践作舆论宣传。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包括《论合群》《论义务思想》《论尚武》和《论生利分利》等篇，《新民说》当时影响极大，震动了当时及后来许多人的固有观念。作为同时代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张难免不受其影响。张劝导“合群”、“公益”、“尚武”、“实业”，完全符合当时亟待改良自强的西藏现实需要。 在外国侵略势力挑拨离间致使达赖喇嘛、班禅关系失和的情况下，张以“合群”主要劝导“前后藏番汉官商军民万众一心，以充内力，抵御侵略”，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目的。以“公益”是引导藏众在大是大非面前站得高看得远，勿徒与同室争利，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以“尚武”联系实际做具体的国防教育，并为编练新军做招募新勇思想动员。“实业”开导人们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用意不言自明。

《训俗浅言》不仅结合西藏实际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学”加以创新，而且有维新思想所广泛倡导的“中国新学”，这对促进西藏社会文明进步有切实的现实可行性。

《藏俗改良》《训俗浅言》是两个重点解决社会风俗问题的通俗易懂的宣讲教育读本，其内容具有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融合、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融合、中国与外国融合等特点，体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俗发展的脉搏，具有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置身于20世纪初的西藏，在异文化圈中，作为他者，张荫棠眼中是一个文明程度远为滞后的历史场域。《藏俗改良》的内容从反面折射出旧西藏社会风俗和经济文化的滞后，张以在藏亲身感受和亲眼目睹的事实对当时西藏风俗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7次用“不可”，4次用“且不可”，8次用“不得”，7次用“不宜”，具体指出所存在的“龌龊窳惰之积习”；12次用“可”，26次用“宜”，指明具体的改良措施。从劝导的内容看，《藏俗改良》大都体现出20世纪初社会风俗的时代潮流，着眼于促进西藏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其良苦用心在于革新陋俗，倡导社会新风。

藏族风俗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紧密相关。抑或张为了其藏俗改良的全面性，没有回避诸如一妻多夫、天葬和竖指吐舌礼节等容易引起文化抗拒、排斥的藏族社会显眼的风俗，以藏族传统的价值体系、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些似无可厚非。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文化，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处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态变迁中，不能认为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天葬和竖指吐舌礼节一定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比如葬俗，藏族最早的葬俗是“野葬”，后来土葬取代“野葬”成为主流。“野葬习俗被土葬代替是藏族社会进步的必然。”佛教传入西藏后，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天葬逐步盛行。除天葬之外，西藏的葬俗还有水葬、土葬、野葬、崖葬、火葬、塔葬等。张见于天葬、水葬“因秽气四扬，水染户毒，于他人卫生有碍”，所以劝导改为土葬或火葬。关于一妻多夫制学界多有论及，此不赘。以上这些是在西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西藏文明的继续向前发展，必将催促着这些风俗随时代进步而变迁。20世纪初，进化论盛行，张难免不受其影响，他是顺历史发展趋势进行劝导的。今之学者对这几点的评价见仁见智，对此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张因为藏俗改良所受的一些指责，在于文化变迁中产生的文化抗拒、文化排斥。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长期受国家主流文化的浸润，饱含中华文化的因子，为张劝导藏俗改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张有意识地对西藏风俗文化的某些要素或文化结构整体进行改良，意在锻铸国家同质化的风俗文化。“有意识的民族文化变迁可以分为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指导性变迁“是个人或群体主动地和有目的地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技术、社会和思想的习俗”。张以“劝导”这一文化变迁机制，拟通过具体风俗文化的改良为西藏社会发展开辟道路。

张荫棠的改良是在帝国理念的驱使下进行的。其改良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但张的改良透射出“文教治边”的边疆治理理念，对西藏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洗礼作用，有力地冲击了根深蒂固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西藏风俗中因政治、宗教观念的束缚产生的习俗是相当多的，比如，对铁匠、屠夫等从业者的歧视，择偶时看其“骨系”是否干净等等。张对藏俗改良是其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全面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其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主流文化为纽带改良藏俗，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文化进而巩固国家认同的意义显而易见。

清末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风俗文化变革，旨在以20世纪初中国普遍性的文化为导向推动西藏风俗文化的变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毕竟为今天的变革奠定了某种基础，提供了许多借鉴。一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演变史深刻地告诉人们：只有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建设起现代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才能不断地沿着四个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西藏后来的社会风俗大都朝张所劝导的方向发展，清末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初开近代西藏社会风气，对现当代有重要的关联性，其经验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