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的分化与文明的起源*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创造和供给生活资料。在早期人类社会的阶段，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生活资料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这一加大的趋势日益增强，并使人类逐步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类的劳动，人类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体质的进化，而劳动的实施中离不开劳动工具。人类社会最初使用的工具往往是些便于获取、制作简单的树枝木棍或石块。由于受到客观保存条件的制约，我们现今所见的大多是些石质工具。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各类生产工具，最初是不受质料、形制的限制，主要在于实用，故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就考古发现的早期工具观察，该类工具的加工部位集中在刃部和柄把部，随着生产的发展及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具制作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开始逐渐注意形式美，使实用与美观相统一。如旧石器时代多打制工具，而新石器时代工具则多采用磨制技术，使石器不但实用而且也很美观；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一些类型的工具已经基本定型化，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制作技术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完善和推广。

劳动工具的定型化与广泛使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有的工具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工具起主导或重要作用，有些则起辅助性作用，这样工具从它的开始产生时就存在分化条件。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工具逐渐从中分化出来，以致形成区别于其它类工具的特殊性质，或者当时人们赋予它一些特殊的含义，有些甚至具备工具本身以外的特殊用途，这就形成工具的最初分化。

工具的分化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发展相适应。当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地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统一或规范日常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的可能往往就是选择一些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并同时广为使用的劳动工具，这就为在工具中分化出一些特殊的门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因此，对生产工具的分析研究在研究人类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文明的起源或产生都可以通过对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合理阐述，在目前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时，以农业生产工具的分化为切入点，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知：中国农具的分化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所讲的“分化”是指从实用性工具中分化出非实用、礼仪性的器物，虽然是工具的造型，但已脱离了工具的基本功能或基本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该时期电正是探讨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作为农具的分化必须有内在的原因和外在条件。其内因是，分化的工具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生产中的主要工具类型并广为人们所使用和接受，使用者在当时的生产中应具有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故农业生产工具是生产的主要工具门类，而其使用者多为男性，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状况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由于农具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地位。其制作和加工技艺也较为完善，能够制作出形制规整、工艺精良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类(件)工具已有一定的美感信息。作为工具分化的外部条件，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生活资料也很丰富，已有剩余产品的可能，已有少量可以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员存在，已有小规模的团体组织等等。为了统一并规范人们的活动，似乎此时不得不产生一种大家认可的“标志物”来承担这一重任，而能担此重任的只有广为人们接受、使用的某种劳动工具，这就是促使劳动工具首先分化的外在客观条件。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最为广泛的农业生产工具便是石斧，全国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是最先是从石斧中分化出石钺，继而发展成玉钺，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钺，钺是拥有者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起着规范、统一人们意识的作用，是最早出现的礼器门类。

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中的石斧(也有称之为石铲)，具有使用广、制作精、形制简单而稳定的特点。基本形制是扁平长方形，双面刃呈直、弧线形，通体磨光。斧体有从厚向薄变化的趋势，出土时在斧头顶部常见到凹槽、横脊、段、肩、孔这些特征，全都是为了安装把柄而设置的。石器装柄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造，但人类取得这项创造并不简单。前苏联社会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很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2)。 反山共汁发现玉钺5组，一墓出1组，均出于墓主一侧，大致认定钺的柄端握于死者左手，钺身在左肩，通长约70—80厘米。出土玉钺的都是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以琮、壁、钺等玉制礼仪用器最具特色，象征的墓主人拥有神权、财富和军事统率权，足以说明墓主是一批部族显贵。其中M12出土的玉钺最为精致(图三)，通体呈“风”字形，器身扁薄、精磨拋光，双面弧刃且保存刃口完好，双面均有一浅浮雕“神徽”和“神鸟”。钺身高17．9、宽14．4—16．8、厚0．8厘米(11)。

瑶山共有玉钺6件，出土于6座墓中，每墓仅出一件，也是大型墓，形制特点与反山玉钺相同，从M7中出土的玉钺复原看，柄通长80厘米(12)(图四)。 福泉山共出土玉钺14件，出于7座墓中，其中1件3座、2件2座、3件l座、4件l座；钺位于墓主右侧，各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具备钺身、冠饰、端饰的有3套。钺身呈扁薄长方梯形，双面弧刃，刃口完好。近顶中部有穿孔便于装柄固定，通体精磨抛光。M65为复原的一套玉钺，通长75厘米，钺身长15．9、厚0．5厘米(14)(图六)。

大汶口出土玉钺(原报告称为玉铲)2套，分出两座墓葬中，有钺和骨雕筒组成，木柄残缺，通长约60厘米。钺身为扁平长方形，三面刃，刃口完好，通体精磨抛光，近顶中部有一穿孔便于装柄，厚0．7厘米。骨雕筒即为柄端饰，利用动物骨骼制成，外表磨光并雕刻有花纹(15)(图七、八)。1974、1978年再次发掘的大汶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两件石钺，但未见端饰。钺位于墓主左胸，钺身呈梯形，双面弧刃外鼓、侧边外张，近顶中部有穿孔，高14．8、宽10、厚1．7厘米(16)(图七)。

湖北黄梅陆墩出土并复原石钺2套，出于两座二次葬墓，一为中年男性，一性别不明，每座墓的随葬品有十余件。其中石钺由钺身和骨端饰组成，没有发现钺冠状饰，钺身高17．9、宽13．6、厚0．9厘米，复原的全长约66厘米(17)(图九)。 三星村所出两套有完整组合关系的石钺，其结构复杂、造型优美、特点完全相同，更与良渚文化玉钺相似，说明此种石钺早在玉钺之前已成定制，从生产工具类的穿孔石斧首先明确分化出这种具有礼仪性的石钺，这应是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商周时期的青铜钺，这一前后递变的渊源关系十分清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钺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星村石钺的结构复杂，帽饰、镦饰雕刻的纹饰十分形象生动，再据其保存完好的刃部分析，无疑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器物，绝非实用性生产工具，而应是一件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拥有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标志物，是一件礼器。斧是钺的前身，石钺应是玉钺的直接前身。《说文》“戊(钺)，大斧也。”钺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钺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鳄鱼和枭(猫头鹰)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常见的两种凶猛动物，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20)。据此我们可以将三星村石钺上的鳄鱼、枭理解为原始部落群中部落神，或是两部落的联盟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之神器——石钺(21)。

三星村所出土的两套可靠的石钺，我们进一步对钺身观察分析发现：一件稍显粗糙而且质料一般，一件精美质料上乘。如没有其它配件与其伴出，很难将粗糙的那件定为钺，但它又确实是石钺。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中一定混入了石钺，只是我们在工作时没有注意或发现而已。石斧就是石斧，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石钺。石斧是劳动的工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具有礼器性质的石钺。这种关系、条件必须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和分析来认识，这种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这种条件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与水平。因此对新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的深入分析研究很有必要，可以探明农业工具所包含的一些深层次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仅仅是考古、历史学界的研究课题，更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农业工具的“分化”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是一新的尝试，希望通过分析发现一些起源的新线索、信息。纵观中国早期历史的发展，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发达的原始农业是古代文明起源的坚实基础，而标志或代表农业发展水平的则是当时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我们通过生产工具的分析可以探明工具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并解读工具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故此不失是一个探讨文明起源的新途径。

在研究文明起源的课题时，我们从农具分化的角度人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的生活首先要有足够食物，而食物的可靠来源则非农业莫属，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则是农业工具，就此而论农具与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农具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最先可能从农具中分化出具有礼仪(器)性质的石钺，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礼器就是石钺，自石钺而后，随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礼器的种类逐渐扩大丰富、完善，因此对农具分化问题的探讨在研究文明起源课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