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沉沦的原因分析

衡量妇女社会地位，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项指标判断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地位排132位。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各种传媒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种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道、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并且是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既是中国男性主宰社会的话语扩张（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居然还有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时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便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种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失业率高、就业难

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毫不掩饰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单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她的调查报告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灿的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与内地不同的是，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比较收敛，因为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商业界则通行露骨的性骚扰，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环境中，部分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因为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时代的变种，也反映中国男性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极度金钱化，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的男性，成为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有几位年青女子用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论择偶原则，十分具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不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