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与解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

【 内容 提要】

文章从文学 理论 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法国 哲学 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特征及其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 时代 ”，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倒是难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的解构主义已经成为 历史 ，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 研究 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 方法 中。今天纪念德里达，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在新的世纪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 发展 ？这也正是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遗产进行简略回顾之后所要回答的一个 问题 。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将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所遭到的非议就是在所难免的，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受到的空前礼遇也是不足为奇的。几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就很快有了英译本，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都邀请他去作了演讲或授课。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德里达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由于他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融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 分析 学的成分，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在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界的地位那样显赫。

毋庸讳言，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一般总认为，德里达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应当承认，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德里达应该算是十分幸运的，他在 英语 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y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 英文 ，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跟踪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及时将其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和文本阅读上。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批评界的翻译和阐释才使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美国变了形，由一种艰涩的哲学思想变成了批评家可信手拈来使用于文本阅读和批评实践的方法和策略。这既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我们若仔细考察始终受到德里达本人鼓励和支持的“耶鲁学派”成员们的批评实践，就不难看出，这种“变形”恰恰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可并希望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以及其他“耶鲁学派”成员们的批评性阐释甚至争辩，德里达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学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

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思想之于“后理论时代”的意义作出评述之前，再次对德里达早期的批评理论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来考察，或者从他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着眼，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 科学 领域内的主要创新。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作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德里达的学说之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颠倒写作与口语的等级序列，从而实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也即反对所谓的词语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词语中心，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先于写作（即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这种观点和方法对阅读历史文本和从事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首先通过声音实现的，而是首先从前人写下的文本的书面语中获得意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语音中心主义始终占据的大厦。

（二）差异与延缓。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等文集和专著中，反复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戏，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但根据这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即有时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德里达自创了这个蕴含丰富的新词。但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单创造一个新词，而是借助于这个多重含义的词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的玄学假想。我们若是也使用德里达本人的惯用阅读方法，将这个词的结构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这个词实际上既非主动、又非被动地将动词différer的含义的暗合性结合了起来：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erence)，主要是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是诉诸时间。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批评家寻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释的新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翻译确立了合法性。

由此可见，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 理论 遗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对（结构主义者眼中的）文学本文之封闭性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现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以及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所有这些洞见均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笔者认为这就是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遗产，也是他至今仍对这个“后德里达 时代 ”或“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

今天，随着20世纪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离开耶鲁，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鲁姆的批评观念的转向，“耶鲁学派”早已成为 历史 ，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却不同程度地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之后的各种批评理论产生了影响。“后理论时代”是一个群芳争艳但没有主潮的时代，各种话语力量和批评流派都试图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库里攫取自己需要的资源，而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话语力量不断地尝试着从边缘到中心进而消解中心的运动，而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更是进一步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走向世界进而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的境地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且有着犹太血统的德里达和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赛义德等人的“解构”尝试就尤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今仍活跃的一些理论争鸣和批评话语中见到“解构”的踪迹。

【 参考 文献 】

[3] Derrida, Jacques. Dissemination.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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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to Derrida' 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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