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威权主义范式：回顾与反思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威权主义逐渐取代极权主义、多元主义，成为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广为使用的思想资源和颇有影响的理论范式。关于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和分析，然而，对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威权主义范式的成果，学界缺乏必要的梳理，对运用威权主义范式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学界仍缺乏必要的理论检讨和反思。本文的任务是对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威权主义范式的有关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批判和反思。

一、威权主义范式兴起的背景

海外对中国当代政治大规模的学术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队伍在壮大，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在提升，对所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增强，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

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鲍大可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将中国视为极权国家，主张运用极权主义来解释中国，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海外学者逐渐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存在问题的，运用极权主义范式来分析中国也是错误的，于是极权主义范式衰微，被多元主义范式取代。改革开放以来，威权主义又成为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

1. 威权主义范式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变迁的结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由一个施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公民享受充分的经济自由，资源、资金、人才、技术能自由流动，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中国社会由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多元的、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也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主动融入全球社会的高度开放的国家。

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社会利益和价值多元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也日渐多样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由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转型，要求政治领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转型，以适应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在政治领域，党、国家、社会的关系在调整，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在发生变化。海外学者认识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无论是极权主义范式还是多元主义范式，都无法对中国政治进行恰当定位，也无法对中国政治的过程给予合理解释。对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而言，威权主义是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

2. 威权主义范式的兴起，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条件改善的产物

改革开放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研究资料来源是单一的，研究场域是有限的，由于受研究资料和场域的限制，研究方法也是相对滞后的。大多数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只能在台湾或者在香港，通过报纸或访谈从大陆出来的难民或叛逃者来研究中国政治，根据较少的材料得出宏大的结论。①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的研究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始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学者采访某些干部和官员；允许外国学者参观农村；一些单位允许外国学者进行采访和考察；报纸和刊物可供外国学者阅读。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有机会与平民进行交流，并在中国旅行。新一代的青年学者可以亲自体验中国，并在中国开展研究②，与中国学者或者学术机构展开合作。文革结束后，整整十年的一批拔尖的中国学生在19771978年进入高等学府。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中国大学毕业，同时他们常常为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纷纷进入美国不同的大学学习。许多人在美国大学获得了教职，现在被长期聘用。少部分人，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或者贾庆国，清华大学的崔之元或者阎学通，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以及其他人，已经返回到中国担任重要教职。③ 这些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既有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也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工作，这一批参加了19771978年高考、后来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不断激发着我们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力。④

3. 威权主义范式的兴起，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学术反思的重要成果

在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看来，作为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极权主义模式是十分令人不满意的⑤，因为极权主义范式假定政治精英是团结一致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是无孔不入的，而这两个假设在中国政治领域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政治精英并不是鐵板一块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矛盾、分歧和冲突的，恰恰相反，无论是在主要意识形态，还是在主要政治问题上，领导集团似乎都未达成共识⑥，在精英和群众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⑦。由于市场化改革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对公民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恰恰相反，国家给了社会一定的自主空间，通过收缩权力的方式来释放社会的活力。

多元主义范式假定政治过程是透明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影响是实质性的，假定参与政府决策的政治精英是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然而，这两种假设不适合中国。虽然中国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社会不同团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政治精英的社会团体代表功能是比较弱的，因而，基于多元主义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也是错误的。

二、威权主义范式对当代中国政治特征的分析

在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中国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威权国家。在《中国政治研究：告别革命》一文中，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用革命性威权主义来分析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意义；在《威权韧性》一文中，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提出了被广泛引用的关于中共政权持续的韧性威权主义解释框架；杰西卡C蒂兹（Jessica C. Teets）则用协商性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来描述中国；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教授用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来分析中国的决策过程。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1. 权力集中

权力集中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武内宏樹（Hiroki Takeuchi）等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是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能确保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主权。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也正在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在中国，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核心变量，其它任何社会组织都缺乏挑战中共的力量。通过将统治权力掌握在手中，依赖列宁主义的制度遗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市场化的需要，中共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朝着建立现代政府的目标不断努力。然而，中国的权力系统仍是相对封闭的，国家权力运行具有独立于社会的色彩，如同其它威权国家一样，政府决策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事情，社会很难发出声音并对政府决策有实质性影响，国家仍保持对关键经济资源的控制力。⑩ 在中国，不允许竞争性权力的存在，在基层治理中，虽然中共引入了民主选举，实行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以此来减少来自精英和大众潜在造反的威胁{11}，但中国的基层民主发展存在许多障碍{12}。

在中国，地方权力向国家集中，国家权力向党集中，这种权力集中既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產物，也是列宁主义党治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国家政权，是政党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的，革命不仅是一个更换政治权威的暴力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社会资源不断集中的过程。{13}

2. 依赖强制力和意识形态说服进行统治

在中国，国家主要依赖强制力和意识形态说服进行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在黎安友、托尼塞奇（Tony Saich）、李侃如等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的结构特征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似，是威权的，高度强制的。{14} 中国具有威权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即迅速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严厉的政治控制{15}。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公民享有了充分的经济自由。在政治领域，公民社会有一定机会来参与政府的决策，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政府问责观念在强化，对政府权力的法律约束越来越严。然而，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党治国家的政治结构仍具有稳定性。{16} 市场化并未削弱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恰恰相反，市场化提升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17}

中国仍是一个党治国家，党渗透到所有其它机构之中{18}，中国共产党仍处于权力的轴心，党仍然控制着军队、意识形态、传媒、干部、档案。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是典型的威权国家，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享有充分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另一方面，列宁主义党治国家仍约束着公民的政治自由，党治国家对公民社会、传媒、互联网以及知识分子保持一定控制能力。{19} 艺术仍服务于国家的意志和权力。{20}

3. 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在裴宜理、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戈登贝内特（Gordon Bennett）、查尔斯塞尔（Charles Cell）等海外学者看来，动员是列宁主义党治国家的重要属性，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同寻常的群众政治动员能力，依赖广泛的、不确定的社会动员和群众运动来进行统治。

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社会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关键；在和平建设时期，对社会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成为中共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后，运动式治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反复强调不会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要施行法治，提升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从未放弃过毛泽东经常使用的运动式治理方式。运动式治理既是毛泽东治理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毛泽东留给邓小平并为邓小平所坚持的一种重要政治遗产。无论是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还是在推行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中，以及在实施新农村政策中，都可观察到被毛泽东娴熟运用的治理技术仍在广泛使用。{21}

三、威权主义范式对中国政治体制脆弱性的阐释

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这种威权体制既有其优势，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发展问题，中国的威权体制有其脆弱性。

1. 合法性危机

中国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可能面临危机。海克霍比格（HEike Holbig）、安德烈拉利伯特（Andr Lalibert）及兰马克（Marc Lanteigne）、林恩T怀特（Lynn T. White）等海外学者认为，建国初期，通过革命意识形态和神话，以及结束内部冲突、控制通胀和重建经济等具体绩效{22}，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具有高度合法性。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也使中共政权合法性第一次面临严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绩效合法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支撑中共政权的两种力量。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综合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公民普遍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福利。综合国力的增强，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使中国公民对其生活的国家拥有了自豪感。{23}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10年，国家权力就会遭遇挑战：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及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24} 实践表明，中共成功应对了这些挑战。

然而，与其它威权国家一样，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脆弱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政权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支持，而且也是因为中共所依赖的绩效合法性是不稳定的，依赖民族主义和经济绩效建构的合法性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冲突。{25} 建立在经济绩效上的合法性容易受到持续腐败和经济衰退可能性的伤害。{26} 过度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影响其它国家和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投资的意愿，甚至激起军事上的反应。{27} 经济增长是不确定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为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但经济的下滑可能损害其合法性。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来源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匹配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推动市场化改革，促进社会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政治改革推进速度缓慢，使得政治领域与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不适应性问题凸显，这种不适应可能会诱发合法性危机。{28}

2. 权力继承和更替

在艾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等海外学者看来，权力继承和更替是中国威权体制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政治领域的权力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围绕权力斗争的需要，统治精英内部也是分为不同政治派系的，在政治精英之中，有关权力继承和更替没有精确的程序共识{2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国家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管理权力斗争过程中的冲突，通过建立退出机制来缓解权力竞争的程度，但中国政治领域协调权力斗争的制度化水平仍较低。由于长期存在的裙带关系，中国政治运行具有极强的非制度特征，关系等非制度性因素在权力分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 在权力分配中，非制度性因素往往会超越制度因素设置的限制，决定权力分配结果，非制度性因素对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形成了一定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使得和平、有序和制度化的权力更替面临障碍。{31}

3. 官僚系统腐败

中国威权体制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官僚系统的腐败上。在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吕晓波、梅拉妮马妮恩（Melanie Manion）等学者看来，由于缺乏权力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列宁主义党治国家政治发展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僚系统的腐败。

如同其它列宁主义党治国家一样，中共注重党的思想建设，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和党的组织纪律来约束干部，建立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然而，实践表明，中共的努力效果欠佳，仅腐败一项据估计就可能消耗掉了10%20%的GDP{32}。市场化改革削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同时也强化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到市场中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动机。{33} 由于党的组织纪律监督具有自我监督的色彩，这种自我监督也会抑制党的自我纯化能力。在中国，权力内部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公民社会缺乏约束国家权力的能力。由于传媒附属于党治国家，传媒对国家权力的约束能力相当有限{34}，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土壤。

中共虽然意识到法治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也为推进法治建设作了诸多努力，但整体而言，中国后革命时代的统治组织并未发展成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35}，作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内卷化严重。中国各级政府仍大量涉足经济领域，这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大量空间。腐败是现今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最大威胁{36}，它弱化了中共的执政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共的合法性，腐败和权力滥用仍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一种持续威胁{37}。

4. 权力碎片化

中国威权体制的脆弱性也表现在它的决策权力碎片化上。李侃如等海外学者指出，权威的碎片化是中国体制的一个核心维度{38}。通过研究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的决策过程，李侃如等学者发现中国的决策权力是集中的，但具体的决策权力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政策过程是拖延的、不连贯的和渐进的{39}。

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复杂的，决策权力也是分散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涉及到不同部门，需要不同部门协调行动。然而，在中国，这种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行动是异常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面对复杂的公共决策，任何政府部门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因为政府部门有其不同于公共利益的部门利益，对公共利益会作出不同的理解。決策权力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使得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难以协调起来进行有效行动，这不仅会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也因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而消耗掉行政资源，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由于存在部门抵制而难以执行。{40}

面对决策权力分散和碎片化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成立领导小组等办法来整合决策权力，协调和平衡部门利益，通过协商、讨价还价和交易来形成共识，但这种办法可能会损害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41}

5. 缺乏回应性和责任性

中国威权体制的脆弱性来源于它缺乏回应性和责任性。在包瑞嘉、蔡永顺等海外学者看来，缺乏回应性和责任性是威权政体面临的另一问题，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两难处境：如何创造出更有效能更有回应力的政治体制，同时无须放弃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列宁主义式的垄断。

政府要承担责任，要求政府政治过程是透明的，社会对政府决策是有影响的，政府对社会的需求是有回应的，政府权力来自自下而上的授权。{42} 但对中国政府而言，政府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是有限的，公民对政府政策过程的参与也是相当有限的。公众常常不知道政府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43} 政府官员主要不是对公众负责，而是对上司负责。{44}

四、威权主义范式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韧性的解析

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的威权体制具有脆弱性，但中国政府进行了调适性改革，从而使威权体制具有了一定的韧性。

1. 制度化与官僚体系建设

黎安友提出了韧性威权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不会像一些悲观论者所预测的那样会迅速崩溃，恰恰相反，中国的威权体制仍充满活力。

黎安友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虽存在一些缺陷，但仍有维持自身生存的强大生命力。他认为，提升国家治理制度化水平是中国威权体制保持韧性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中国政府推动权力继承和更替的制度化，实现权力的和平有序更替，减少了威权国家权力继承和更替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按照四化原则选拔干部，提升了官僚系统的执政能力。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威权体制仍充满韧性与活力。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已经改善了多数人口的福利，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许多可以感觉到的成就，这就在一些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大众中产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国政府也维持了一系列具有安全阀功能的机构，这些机构给不满的公民提供了一种反对执政党的替代选项。现行中国威权体制发展出了能够笼络经济和社会精英的能力和广泛的协商机制，在中央和一些地方的机关内部聚集了一批相当符合标准的技术官僚来收集情报，供养着专家和智库并在内部进行商榷，使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在官僚层级里能够被听到。

2. 分权改革

史蒂夫赫斯（Steve Hess）从分权的角度提出了他对威权体制韧性的解释。在他看来，威权体制能否存活，主要取决于它消化社会抗争的能力。通过对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他发现：分权增强了威权体制的韧性，提升了经济绩效，却并不必然腐蚀威权体制的政治控制。{45} 分权对威权体制存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激励，有利于政府之间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对提升威权国家的经济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分权的过程，既是为地方政府释放激励因素的过程，也是责任和风险分散的过程。

通过分权改革，威权国家中央政府的责任和政治风险也被分散化了。公民对政府的不满，主要对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会成为公民社会抗争的对象。在分权策略下，威权国家的社会抗争是指向地方政府的，这些社会抗争是分散化的、地方化的。分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这些分散的、地方化的社会抗争不会演化成全国性的、统一的、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中央政府可通过惩罚地方政府的方式来赢得合法性，也可集中精力来应对这些分散化的社会抗争。

3. 包容与政治吸纳

布鲁斯吉利、杰西卡C蒂兹、阎小骏等从包容和调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威权体制的自我变革。

吉利认为，增强政治体制的包容性是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重要策略。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一批企业家。通过研究发现，威权主义转型中企业家的作用是复杂的、模糊的，企业家可能维系威权统治，因为他们物质上受益，或者他们担心政治变迁将损害他们的财产利益。{46} 中共采取了类似其它列宁主义党治国家的包容策略，发展政党意识形态，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允许红色资本家入党，部分帮助提升经济现代化的目标，部分防止企业家变成国家外潜在的反对力量{47}。与其它列宁主义党治国家所采取的包容策略不同，中共允许红色资本家入党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选择性的，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既考虑经济实力，也考虑政治忠诚。这种抓大放小的包容策略，使得在市场化改革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不会因为遭受政治排斥而成为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也不会因为政治吸纳而腐蚀执政党。

杰西卡C蒂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社会在威权的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成为危及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恰恰相反，公民社会成为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的伙伴。阎小骏指出，传统的智慧认为，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过分依赖国家强制力，威权政体内在地是脆弱的{48}，而他认为这一传统智慧是有问题的，威权体制可通过提升其包容性来维持自身。中国的威权体制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为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空间和资源。通过对政协的研究，阎小骏认为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视，在巩固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常常被人否认。实际上，作为一种关键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中，人民政协制度扮演了比以前理解的更为重要的作用。{49} 人民政协的价值在于它有利于控制非党员精英和社会精英，将他们整合进党治国家体系内，有助于政府倾听社会各个群体的心声，从而使这些精英为国家治理和决策的合理化贡献智慧。何包鋼和马克E沃伦（Mark E. Warren）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进行了诸多协商实验和协商民主的改革，这些实验和改革改变了威权政体的指令性特征，提升了政府应对复杂公共事务进行合理决策的能力，协商实践的运用，巩固和强化了威权统治{50}。

4. 意识形态与组织建设

沈大伟从政党改革和政党适应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政权的存续。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社会分化严重，公民对政府公共产品要求的提高，腐败剧增以及公民社会越来越高涨的赋权要求。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收缩和调适的状态中，不仅吸取了前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教训，而且借鉴了非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和自身组织建设两个方面推进改革。中国共产党注重意识形态建设，推动传媒市场化改革，注重宣传部门和队伍的建设，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身组织建设，进行保先教育，反腐败，严肃党纪，重建地方党组织，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加强党内民主。这些措施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巩固了它的执政基础和权力。{51}

五、對威权主义范式的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威权主义成为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导范式。威权主义范式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给人启发，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威权主义或威权政体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威权政体是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非民主政体，是民主和极权政体的混合物{52}。与极权政体不同，威权政体释放了一定的社会自主空间，政府决策也实现有限多元，国家权力未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与民主政体不同，威权政体的政治体系是相对封闭的，竞争性团体的政治参与或是不允许的，或是受限的{53}，政府决策很少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政府靠暴力压制来维护秩序，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无论是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有其核心构成要素，这些核心构成要素使得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能与其它类型的政体区别开来。然而，威权政体处于两个极端政体之间，这种居间性使得威权政体概念具有游离性和模糊性，进而失去了分析概念应有的精确性。因而，威权主义是一个坏概念，会导致坏的解释，坏的理论以及坏的国内外政策{54}。

其次，运用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政治，面临概念与实践经验之间的不对称性问题。从概念上来说，威权政体应是封闭的，依赖强制力来进行统治，政治领域缺乏责任性和回应性。然而，从现实来说，中国政治系统是开放的，依赖意识形态的说服和物质奖励来进行统治。对于社会的诉求，中国的政治精英并不是冷漠的，不作出回应的，恰恰相反，政府对社会的利益诉求作出了积极回应。因而，运用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最后，运用威权主义范式研究中国政治存在价值预设问题。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一般将政体分为极权政体、威权政体以及自由民主政体。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三种政体之间存在价值上的排序。极权政体是罪恶的，威权政体是压制公民自由的，自由民主政体必将取得最终胜利。无论是研究中国这个威权政体什么时候崩溃的研究成果，还是研究中国这个威权政体为什么没有崩溃的研究成果，从长远来看，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威权体制是具有韧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态的，也不意味着永远威权，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威权政体最终必须向自由民主政体转型。颇具争议的是，为什么在价值上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为什么威权政体终将崩溃，向自由民主转型，这是目前研究悬而未决的问题。

应该承认，如何用一个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政治，始终是比较政治领域学术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可喜的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者对中国政体在概念化上作出了大胆努力和有益尝试。这些努力和尝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比共产主义或普通的威权主义更有前景的解释框架{55}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批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