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命运

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命运 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命运 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命运

“形而上学”是本文的一个核心词汇,但也是一个没有一致定义的概念。本文采取了一个为英美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描述性定义:“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实在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特征的哲学探究。”[1]而存在论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根据当代的理解,它有三个基本目标:

(1)确定存在者(所是的东西)的基本范畴,即实在的终极构造的类别;

(2)探索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3)勾画同一范畴内诸事物之间的关系。[2]此外,本文拟将逻各斯学与逻辑学区分开来,分别视为两大逻各斯学传统。虽然它们在西文中是一个词(拉丁文logica),哲学家们在用词上也常常未作区分,但显然,“研究有效推理的规则的”逻辑学[3]与存在论意义上的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逻辑”(逻各斯学)有原则上的差别。换言之,本文在“研究推理技术”的逻辑和探索逻各斯(logos)的逻各斯学之间作出了区分。

一、“物”的形而上学批判 “科学的世界概念”可谓一语中的,鲜明的概括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特色:

(1)19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不但是他们的参照系,更是他们的指南针和目的地,而现代科学被他们认为是事实科学,是来自经验的知识,而不是形而上学或神学的;

(2)科学完全独立于哲学,不必再忍受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羁绊,也无需它们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科学是自身证明自身的,科学确立了自身的意识形态;

(3)科学的有用性进一步确证了它的合法性地位——“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然的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名言:哲学起源于好奇。因此,只有科学,只有现代科学才是知识,才是有力量的知识;哲学纵然是科学的女王,也不是知识的体系。而对于试图让自己成为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来说,“沉默的怀疑和绝望似乎是对待它的唯一恰当态度”。[5]

因此实证主义要拒斥一切非科学的、伪科学的、有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要把形而上学的迷雾笼罩下的世界图景交还给科学去世描绘。这种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关于“物”的形而上学,因此必定要“去追求经验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6]。它要寻觅“一些蕴藏在世界万物之中,并能产生一切现象的真正的实体(人格化的抽象物)” [7],要探索“所谓研究事物本质的知识领域,它超越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科学的领域”[8]。因为这幅世界图景是由万物构成的,一旦我们试图探究万物“是什么”,就不但要赋予名称,观察性质,而且要认识它的本原、本体、实体和本质(ousia, essentia)。从这种思路出发,万物究竟只是个别,有必要从个别和特殊上升到一般和普遍,从存在者上升到存在本身。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这是自巴门尼德以降直至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进路。

在这一传统中,“物”的形而上学是地地道道的“物理学之后”和之上的知识领域,它在质问究竟何物存在,在探究与表象相对的实在是怎样的,它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控索世界的第一原理,因此它是第一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神学”。“物”的形而上学是“思辨”(theoria, specula)的形而上学,思辨的对象其实是思辨自身的产物,因此思辨必然是“理”论,依理起论。“物”的形而上学是“本身”(per se)的形而上学:事实本身就是事实,但物本身就是事实,但物本身却不是它的影像、偶性、性质、现象以及其他可以表象出来的东西。“物”的形而上学是贬抑经验和现象的形而上学,它坚信泛泛的经验和流变的现象无法提供关于实在的真实知识。“物”的形而上学是传统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认识论试图说明意识、心灵如何切中超越自身的外在对象,认识外在事物的本质,但始终被心物关系的纠葛所困扰。总之,“物”的形而上学是实体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主义的,它的形而上学思辨一开始就为自己设置了超验的目标,这个目标令人心驰神往但又似乎是不可企及的。

“物”的形而上学“错”在何处?当休谟以温和的怀疑论把“只有诡辨和幻想”的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付之一炬,只允许包含着量或数的抽象推论和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论的知识的时候,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物自身”逐出认识论的知识领域,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上拯救了经验和现象的时候,“物”的形而上学已经被上述消极的和积极的批判工作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而孔德只不过是把源自培根的英国经验主义和来自孔多塞和圣西门的历史进步论杂糅在一起,以知识学取代了认识论,以科学进步观取代了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已。他“从一开始就拒绝研究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他不是考虑这些问题,而是贬低这些问题……实证主义不是对形而上学进行分析,而是抽掉了它脚下的大地;它宣布形而上学的命题毫无意义,并且任凭这似乎被遗忘的理论由于自身造成的原因,自己‘废弃’自己……。”[9]

然而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对“物”的形而上学的否弃一方面是科学观的深化,另一方面是逻各斯学(逻辑)的演替。前者我们不妨略过,直接谈谈后者。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英国经验论者对实体、对“物”的形而上学的逐步否弃是在观念论领域内完成的。但这种观念论其实主要得益于笛卡尔的观念论,至少洛克是如此[10],而洛克对经验论者的影响又是极为深远的,可是,笛卡尔的观念论与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而洛克等人则否。似乎可以说,原因在于前者是理性论的观念论,而后者是经验论的。但这种解释似乎是标签重于实质。笛卡尔区分了观念(idea)的两重涵义,一是一种思想的行为,一是这种行为的对象。笛卡尔实际上侧重于前者,强调思想的能力,洛克则侧重于后者,强调思想的对象。前者会突出理性及其天赋观念的地位,而后者则更注重经验及其对象的来源。于是,前者要确保理性能力,就不可避免地寻找实体论的形而上学根据;后者则一步步退守感觉经验的雷池,终以对知识的怀疑论为归宿。这可与柏拉图对于型相世界的执着和智者派对于感觉世界的怀疑合观。康德的批判恰恰是统一了思想能力与思想对象,同时也把物自身作为超验的要素排除在知识领域之外。因此黑格尔评价道:“康德这种哲学使得那作为客观的独断主义的理智形而上学寿终正寝,但事实上只不过把它转变为一个主观的独断主义”[11]。黑格尔正是通过把自为的主体赋予自在的实体,从而扬弃了旧的“物”的形而上学,而将精神注入“物”的本体,从而使“物”的形而上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臻于极致。

这一群雄逐鹿的战场或可视为“逻各斯学”的领域。同样是Logic,即关于logos的知识,(我们现在所称的)逻辑研究的是有效推理,是形式化的符号逻辑[12],而逻各斯学则是“关于真正实在(true reality)的科学知识”,必须具有质料和内容,而不能是纯粹形式的(这里的纯粹形式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形式。)在近代科学的激励下,无论是经验论者,还是理性论者,无论是要取代空洞的三段论的经验归纳方法,还是演绎世界的基本构造的“几何学方式”,都是在探索一种崭新而有力的逻各斯学。康德的先验逻各斯学是对先天综合判断的真之可能性的探究,是对知识建构和认识能力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逻各斯学则展现为一次更为宏大的尝试,将存在论的、认识论的和逻各斯学的具体的真理统一在一起。我们现在有时费力不讨好的硬把“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置于“逻辑”的名下,不是犯了“时代错误”(anachronism),就是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逻各斯学实质上总是展开为概念的等级体系。成熟的概念体系是自我完善的,这使得它们虽必定有部分的承续关系,但体系之间几乎是不可翻译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战场习惯于一个杀死另一个。更需注意的是,逻各斯不仅属于世界,它首先属于语言和理性。这暗示思想以语言的方式对世界的把握,要与世界本身同构,这种语言的logos对应于世界的logos。对黑格尔来说,本质、实体总是表现为概念,因此概念不仅仅表达为语词,更要作为判断才能展开自身,而黑格尔的判断总是主谓式的。与维特根斯坦一样,黑格尔的世界构造、概念系统、语言体系是同构的;但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形而上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对“物”的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是“纯粹语言批判”[13]。而“绝对精神”之后的批判,就是试图否弃“逻各斯学”。因此,一方面,“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逻辑哲学论》4.00

3

1),另一方面,语言批判的实质似乎是用逻辑取代或推翻逻各斯学。世界的逻各斯学被迫要彻底让位给语言的逻辑批判。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批判的武器正是现代符号逻辑,但批判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宣布“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徒劳的”,因为这种作法并不能澄清已遭形而上学浸染的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伟大成就而言,仅仅抛弃形而上学是可笑的。真正可靠的工作是以同样巨大的努力“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对于“物”的形而上学而言,它的词没有意义,因为它们“甚至满足不了逻辑的第一要求,即规定它的句法,亦即规定它在基本句子里的出现形式”[14];它的句子没有意义,因为它们是假陈述,而这个“假”不是与经验冲突,而是与逻辑冲突;因此,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要“发现和表述一类与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而根据证实原则,即使存在着这类“知识”,既非逻辑命题(重言式或矛盾式),亦非经验陈述,因此没有逻辑的或认识的意义。于是哲学就成为一种活动,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一种方法,逻辑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