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映”中的电影类型分析

摘 要：本文将以1939甘粕正彦出任“满映”理事长为节点，比较分析了“满映”1937 1939年阶段和1939年 1945年阶段中“启民映画”和“娱民映画”两种电影的发展情况，并浅析了甘粕正彦与“满映”改革。

关键词：“满映”；娱民映画；启民映画

从1937年成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到“东北电影公司”，再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到今天，“长春电影制片厂”走过了近79个年头。它见证了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从抗日战争以来经历的种种历史变革。作为“长影”的滥觞，“满映”是中国电影历史中不可忽视一部分。本文着眼于“满映”所拍摄的两种主要电影类型――“启民映画”和“娱民映画”，整理了学者们先行研究的统计数据，将甘粕正彦改革“满映”前后拍摄的“娱民映画”和“启民映画”的数量进行了对比，并通过分析这两种电影类型，浅析了甘粕正彦与“满映”的改革。

1 “启民映画”与“娱民映画”的定义

1.1 启民映画

“启民映画”包含宣传片、教育片、纪录片三种，以客观的方式起到“启发国民，教育青年”的作用。“启民映画”是“满映”电影最初采取的形式，也是贯穿“满映”八年中最重要的拍摄形式。“启民映画”主要是以直观的形式向观众展示日本殖民下的伪满洲国的面貌，突出其“兴盛”、“繁荣”的一面。由于“启民映画”形式枯燥、内容单调，始终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启发国民，教育青年”的作用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1.2 娱民映画

“娱民映画”即以故事的形式，以简单易懂、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伪满洲国民传递出日伪共和等思想，以发挥“电影国策”的作用。在“满映”八年发展史中，“娱民映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通俗易懂的形式扩大了“满映”电影的影响，也是“满映”在甘粕正彦改革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2 1937 1939年“启民映画”与“娱民映画”的拍摄情况

2.1 “启民映画”的数量

1937年，“启民映画”共拍摄了《光辉的乐土》《黎明的华北》等7部纪录片；1938年拍摄了《日满一如》《快速邮件》《林业移民》等22部；1939年拍摄了《东满狩猎》《反英防空大会》《鸦片》等31部纪录片。在这60部中有34部纪录片都只有日文版本。

2.2 “娱民映画”的数量

1938年拍摄了《壮志烛天》《七巧图》《万里寻母》《明星的诞生》《大陆长虹》《蜜月快车》《知心曲》《田园春光》《国法无私》共8部“娱民映画”；1939年拍摄了《富贵春梦》（一至五篇）、《冤魂复仇》、《慈母泪》、《铁血慧心》等14部“娱民映画”。

2.3 改革前的发展情况分析

在“满铁”映画班和伪政府合拍电影期间，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纪录片的形式，1932年一年就拍摄了《建国之春》《满洲少女使节》《学童使节》《结成协和》《本庄将军》《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调查团在满洲》《北满旷野开拓者》这8部纪录片。在当时，由于从美国、日本引进和上海制作的故事片情节比较轻松愉快、也吸引观众。因此，映画班所拍摄的纪录片的受众非常有限，导致映画班的电影在当时的影响力很不理想。“满映”的“娱民映画”也是在这基础上吸取了经验教训后做了改良。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和同期的“娱民映画”相比，“启民映画”的数量显然庞大很多，“启民映画”在“满映”初期仍然占绝对优势，它是最重要的部分。从“娱民映画”和“启民映画”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满映”初期，“满映”的领导者和创作团队仍然没有找到适合“满映”发展的道路。虽然在原来映画班的基础上做了改良，但依然以内容晦涩的“启民映画”为主要部分，具有趣味性的“娱民映画”数量极少，可以说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由于这样的比例失衡，加之欠缺拍摄技术，“满映”初期的电影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

3 1939 1945年“启民映画”与“娱民映画”的拍摄情况

在选择电影类型方面，甘粕正彦意识到“娱民映画”（即故事片）的形式能够使“电影国策”以更加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人民，这种轻松、便于接受和容易理解的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因此，甘粕正彦加大了对故事片的拍摄力度。1940年，“满映”共拍摄了30部“启民映画”和18部“娱民映画”，较1939年的“娱民映画”数量增加了4部。1941年共拍摄“启民映画”47部和“娱民映画”30部。虽然“启民映画”和“娱民映画”的数量仍相差较大，但单从“娱民映画”本身来说，其数量已经增加了不少。

甘粕正彦对电影制作方面的改革是其他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其他一切改革的成果也都服务于电影制作方面的改革。从1937年的7部纪录片，到巅峰时期――1941年的77部故事片加纪录片，“满映”在甘粕正彦的改革下得到了令人赞叹的发展。

4 浅析甘粕正彦与“满映”的改革

1939年，“满映”濒临破产，甘粕正彦被总务厅弘报处长武藤富男任用为“满映”第二届理事长。甘粕正彦上任后受到热议，“满洲第一的非文化人统治满洲第一文化机构”。但不得不说，甘粕正彦上任后大刀阔斧的改革手段即使放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来看，依然是先进的。也正是甘粕正彦的改革，让“满映”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得以成长和发展。如果排除“满映”的政治目的，排除战争因素对电影制作的影响，排除中国抗战胜利导致的“满映”破产，可以说，“满映”是电影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突破和尝试。

在这次改革中，除以上分析的改革拍摄的电影类型外，甘粕正彦还分别从建制、人员培养、周边产业发展和电影制作方面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改革。其中通过发展电影相关产业来反哺电影产业（构建电影院线、引进和善用人才、根据受众需求调整生产方向）就是其改革的方法之一，即使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来看，这些改革手段和方案都十分先进和受用。不得不说，虽甘粕正彦是“满洲第一的非文化人”，但他却为电影事业做出了文化人作不出的贡献，或许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文化人”，而是一个有胆识的武夫、一个有头脑的生意人，才能有胆量和远见做这样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1990.

[2] 胡昶.长春市志――电影志[M].

[3] 李映.“满映”解体后的经历[A].长春文史资料[M].总第38辑：第1辑，1992.

[4] 张辛实.动荡年代回忆――从“满映”到“长影”[A].长春文史资料[M].总第12辑：第1辑，1986.

[5] 古市雅子（日）.“满映”电影研究[M]. 2010.

[6] 古市雅子（日）.甘粕正彦与“满洲映画协会”[J].中日关系史研究，总第206期，2012（1）.

[7] 逄玉.《殖民主义电影机构的殖民性与现代性及其复杂纠结》――对“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的历史考察[J].抗战文化研究，2015（00）.

[8] 李晶.“满映”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侵略[J].

[9] 毕鹤丹.长春电影制片厂研究――1949到196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