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大学办高职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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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论文认为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本科院校办高职,从总体来看利大于弊，它是基于“三改一补”的四类学校总体办学力量欠缺条件下发展高职的必然选择，无论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是对重点大学本身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从世界大学教育发展来看，大学办高职符合大学职能和目标多样化演进的趋势，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办高职也是当今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

根据<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近两年以来，全国已有60多所本科大学创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重点大学。我们认为，从总体来看，此举利大于弊，对我国高职改革与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本科大学，尤其重点大学办高职，属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新生事物，难免会引起一些争议。最近有同志以“重点大学办高职的利弊分析”为题撰文明确反对重点大学办高职，认为此举“没有经过任何可行性论证与研究”，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它“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会影响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而且国际上也无重点大学办高职的先例，属“中国新生”。对上述观点，我们难以苟同。本文就重点大学办高职的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诸同行。

一、从大学高职院产生的背景看，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本科院校办高职，是基于“三改一补”的四类学校总体办学力量欠缺条件下发展高职的必然选择。

二、重点大学办高职无论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是对重点大学本身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三、从世界大学教育发展来看，大学办高职符合大学职能和目标多样化演进的趋势。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办高职也是当今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

大学产生以后，其职能和目标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尤其二战以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的“象牙塔式”的大学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现代的大学用克拉克?克尔的观点就是“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现代的大学，尤其一流大学的职能与目标的多样化，使之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很多原来并不属于教育范畴的使命，都逐渐由大学来承担，更何况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这完全是教育范畴的事情。有学者担心，重点大学办高职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急剧变革的今天，高等教育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从未要求过的深刻变革，几乎没有哪一国的高等教育和哪一所大学还在顽固地按其原有的“内在逻辑”来运行。按阿什比的说法，大学的内在逻辑，就是大学的传统力量。但阿什比认为大学的传统决非一成不变，因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所以大学的传统力量必将有所改变，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它社会环境力量。20世纪以来，传统大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有内在逻辑的变革，尤其在人才培养上，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界限日渐模糊，两者在教育目标中更多地体现一种融合，甚至越来越偏向职业性取向，现在连那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很难说，它在人才培养上搞的是单一的“学术性价值取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重点大学办高职只是发展高职的一种模式，也只是重点大学众多目标中的一种选择，并非所有的重点大学都来办高职，大学是否办高职要根据自身实际和当地经济发展、高职教育现状而定，还须遵循国家关于发展高职的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而且，重点大学尽管实力雄厚，但办高职未必就一定能办好，必须严格按照高职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来办高职。重点大学办高职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弊病，就是按照其原有的内在逻辑和思维习惯来办高职，这样高职人才的质量和特色都无法保证。历史上，本科院校办专科，尽管为中国专科教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当时不少本科院校把专科办成本科的“压缩饼干”的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我们认为，既保证高职特色和质量，又不影响学校的非高职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水平，是重点大学办高职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从国外的经验看，各大学所设高职性质的学院，既有效利用大学母体的资源，又有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今后我国大学高职院改革的一个重点可能就在保证“相对独立性”方面，国外的有关制度和目前国内公办大学民营二级学院的有些作法值得借鉴。关于大学高职院的改革与走向问题，我们将在另文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