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统一战线心理学视域下党外知识分子“个性”

知识分子向来是极具个性的群体。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个性，是处理党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吸收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通过党性教育实现党员党性和知识分子个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既强调高度统一的党性原则，又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每个党员保有个性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较好地解决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个性引导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有一批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游离在党外和工作视野外。如何对待和引导他们的个性，是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有一批有影响、有个性的人，喜欢针砭时弊，甚至发出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对这些人不能轻率定性、轻言放弃。从本质上来讲，个性这一概念属于心理学范畴。笔者拟从统一战线心理学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多学科对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概念、由来、影响及引导对策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心理学起源于20世纪初，在产生了诸如K.华莱士的《政治中的人性》、J.F.布朗的《心理学与社会秩序》、H.D.拉斯韦尔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和《政治行为分析》等开创性著作之后，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开始尝试运用心理学来研究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统一战线心理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并成为政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刘守中出版的专著《统一战线心理学》被认为是开山之作。方强发表的论文《关于开展统战心理研究和创建统战心理科学的刍议》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统一战线心理学的必要性。

21世纪初，姜金奎和居永平相继发表了《统战工作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浅谈心理学在统战工作中的运用》论文，使统一战线心理学问题在新时期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武汉大学张掌然、章星波出版了专著《统战工作心理学》。张掌然教授系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是为数不多拥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统战理论研究专家。这就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唐睿君在2011、2012两年间先后发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政治心理学若干原理与中国统战工作实践》《政治心理学的社会心理效应与统战工作》等论文，进一步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统战工作。

从以上对相关学术成果的梳理来看，统一战线心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很大的拓展和运用空间。尤其是在党外知识分子个性问题的研究上，统一战线心理学可以深度介入和挖掘。截至2017年2月24日，以党外知识分子和个性为组合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学界对党外知识分子个性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仅有两篇新近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它们是《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的《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引导研究》和《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前者对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分类做了初步界定，为今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后者分析了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表征、现实成因、工作原则策略和方式方法。

二、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含义

个性一词起源于西方。古希腊语中的personal被认为是个性最早的词源，开始是指演员所戴的面具，后来指演员这种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个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下有着不同的解读。如在哲学领域，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将个性作为哲学的重要概念加以研究。他们认为，人的意义在于个性解放，在于自我实现，故而将个性发展视为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后思想解放的重要目的甚至是毕生追求。在政治学领域，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而将自由个性的实现看作是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足见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马克思没有对个性问题单独著书立说，但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个性一词的论述有200余次。

个性这一概念应用最广的还是在心理学领域，为此心理学中专门衍生出一个学科分支即个性心理学。但即使在最常使用个性概念的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家们对个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许多心理学者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提出个性的定义。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梳理出50 多种不同的定义。美国心理学家吴伟士认为：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品质。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卡特尔认为：人格是一种倾向，可借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的环境中的所作所为，它是与个体的外显与内隐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我国心理学界普遍接受的是我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朱智贤编写的《心理学大词典》对个性的定义。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心理学家虽然着重于个体差异的研究，但也承认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的人也会存在某些极为相似的个性特征。他们对某一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同样感兴趣。同一群体中的个体由于有着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往往会把某些内在的倾向性表现在同一方面。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体个性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个性含义的梳理，笔者拟把党外知识分子个性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环境中逐步形成的整体精神风貌和思维方式，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当前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质疑批判意识强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虽然吸收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也有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继续留在党外，被团结在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统一战线周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像鲁迅、郭沫若、张澜、闻一多、黄炎培、王造时、章伯钧、史良等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凭着知识分子的爱国担当，为建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优秀的党外知识分子继续发扬敢言甚至诤谏的传统，对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第二，思想观念自由独立。当今，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媒体迅速崛起，这给党外知识分子表达思想、发表言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手段。一批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凭借知识广、受众多、影响大的优势在互联网上表达观点。他们往往显示出自由洒脱的思想观念和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个性势必会迅速发展，日益成为重要标签。

第三，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也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倾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自媒体的兴起，一大批党外知识分子转型成为网络意见人士。他们有的针砭时弊，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兴手段弘扬正能量，为社会激浊扬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当然，个别党外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极度淡化，甚至受西方反华势力收买、影响，在价值观取向上发生了根本性颠覆。

三、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由来

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既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发展而来的，也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产生的，更是由其作为特殊群体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第一，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优良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先哲圣贤就对知识分子的个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究。传统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是有个性的一个社会阶层。孔子在《论语》中就曾指出知识分子大体可分为中行、狂狷、乡愿三种个性类型。关于中行和狂狷，他如是论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所倡导的中行就是不偏激，站在道义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因而他认为中行是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个性。但他同时认为，这种近乎完美的人格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进一步提出如果不能做到中行，就应该退而求其狂狷。狂者固然激进，狷者固然有所不为，但狂狷之士大多具有批判精神，有较高的理想也愿意为之努力奋斗，于国于民是有益处的。东汉太学生的清议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狂狷之举，东汉朝堂之风为之一振。对于乡愿，孔子则说：乡愿，德之贼也。对于乡愿这种没有原则、品德低下的好好先生，孔子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乡愿这种个性的人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和气质。

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道义担当和批判精神这两种鲜明的个性。在思想更加开放的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除了强调德之外，更加注重个性中才的发展。这里的才不仅仅是指个人的才能，更是指才情，强调士人的思想和情怀应该得到深层次的解放。在魏晋时期，知识分子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竹林七贤。他们清议玄谈、思想自由，处处体现着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个性特征。被陈寅恪先生称为清谈全集的《世说新语》有此一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其中，殷侯那种读书人舍我其谁、自由洒脱的个性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知识分子群体。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风盛行，整个中国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三个阶段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由修今法古向睁眼看世界转变。他们除了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鲜明个性外，还接受和传播西方思潮。这成为该时期知识分子的又一重要的个性特征。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再到严复倡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就多了惯于接受西方思潮的个性特点，时至今日依然影响深远。

第二，从现实环境来看，中国社会环境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包容多元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为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土壤和广阔天地。

首先，中国社会更加开放。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的思想氛围由封闭走向开放。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不仅使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时髦的生活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导致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接踵而至，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高度开放的状态。

其次，中国社会更加包容。社会开放以后直接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纷至沓来的多元文化，是兼收并蓄还是加以排斥。中国社会选择的是包容，而包容的基础是社会更加法制化和民主化。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使得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敢想、不敢说的社会状态得到改变。在今天，党外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们的个性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

再次，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风尚。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我国社会回归理性，重新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注重教育及知识分子的培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这更为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党外知识分子拥有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努力寻找自我实现的机会和途径，以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可见，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领跑者，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同时深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第三，从群体特征来看，党外知识分子来源广泛、构成多样，思想活跃且不少处于体制之外，对社会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为形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个性提供了条件。

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外知识分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由过去集中在教育、科技等国有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拓展。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社会组织、新媒体等领域，党外知识分子日渐活跃。宽松的职业环境和职业特点使这一群体普遍个性突出。此外，党外知识分子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得天独厚的因素使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敏感度。

四、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影响

党外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总的看来，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他们针砭时弊，崇尚自由创新，有利于激浊扬清，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党外知识分子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之内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也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56名中央政府委员，党外人士27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名;在政务院4个委30个部级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5人，比例高达44%。虽然这里没有用党外知识分子的表述，但是这些党外人士基本可以视为今日语境下的党外知识分子。对于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2013年，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强调：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于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要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种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个性在政治方面产生的影响较大。

另一方面，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如果超出了合法、合理的范围，不加以引导，就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甚至危害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批判质疑，导致社会阴暗面议题被无限放大。二是新媒体、自媒体加速社会思潮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个别党外知识分子频频发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影响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三是受西方化思维影响，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表达受到影响。目前，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存在对西方话语体系过度依赖的情况。党外知识分子要助力打造出能够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开放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五、采取个性化的方法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知识分子才有党内、党外之分，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也才应运而生。也正是从那时起，一大批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我国党外知识分子已经达到8900多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5%。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分类施策。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这些人的工作，要采取个性化的方法。这是正确对待党外知识分子个性的总遵循。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党外知识分子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中的党外知识分子，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留学人员中的党外知识分子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党外知识分子。这四类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表现各有侧重，存在差异。我们应运用心理学方法，以个性化方法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第一，对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营造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调查发现，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负面情绪增加。相当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长期超负荷工作，往往付出很大的自我牺牲，存在心理不平衡现象，甚至引发各种身心疾病。信息时代，新技术、新观念层出不穷，中年知识分子处于新旧交替的前沿地带，由于历史原因，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老化的现象，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不禁会产生危机感。因此，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他们营造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

第二，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关注其反向思维问题，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利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新型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处在体制之外。流动性大导致的思想活跃是该群体的突出个性，因而仅用传统的经验和方法难以做好对他们的个性引导工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思想自由就是思维的不确定性。心理学认为，人的思维是分方向的，即分为正向思维和反向思维。正向思维是一种常态的、顺延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反向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反传统、反权威的思维方式。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专业水平高、思维较为活跃，常常采用反向思维来思考问题。反向思维给统战工作增加了难度。做好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对反向思维进行引导和利用。

引导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外知识分子的反向思维，关键是把握他们流动性大的特点。针对这一状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们组织起来，用组织的方法去消解他们个性中极端、不良的反向思维。要依据他们的职业特点和兴趣爱好，引导他们加入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做好重点人士的工作，引导他们在不同的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诚然，反向思维可能导致片面性、极端性甚至诱发一些错误观点，但如果利用得当，则能够发现新问题、新方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往往对现实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更加关心。要充分把握他们这一特点，引导他们把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独特思维方式融入国家创新型经济建设之中。

第三，对留学人员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引导他们摆脱西方化的一元视角，逐步形成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

留学人员是党外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归国人员由于多年在外国学习生活，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他们的个性心理往往表现为较浓厚的西方化思维方式。西方化思维的本质是习惯于用西方化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在西方化的视角下，民主更多地体现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上，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追求的结果;在中国的视角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双轮驱动，认为民主是达到善治的一种手段。要引导留学归国人员摆脱西方化的一元视角，确立多元视角。具体来说，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一种中国视角。这就需要在他们回国之后，积极给他们创造环境，加强培训教育，让他们更快更好地熟悉国情。要大力营造留学报国的氛围，加强对近现代以来留学归国人员先进事迹的宣传。要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等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导留学归国人员消除西方化思维。要切实增强留学人员的归属感，让他们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个性得以真正解放。

第四，对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党外知识分子，鼓励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警惕破坏性的批判性思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从业人员大量涌现。一大批党外知识分子活跃在新媒体平台，甚至成为网络意见人士。他们往往能够影响网上舆论，影响不容小觑。引导好新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网络意见人士中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关注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在心理学中，批判首先是一种认知和态度。这种认知建立在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并对它们加以否定。批判作为一种认知，必然会有正确、错误之分，而批判的结果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以这种逻辑为依据，批判思维分为建设性批判和破坏性批判。建设性批判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其结果对问题主体本身带有建设性影响。破坏性批判与此恰恰相反。

基于上述分类，要辩证看待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批判性思维。对于那些针砭时弊、为社会激浊扬清的批判，应当予以尊重，并加以保护。对于那些坚持错误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的破坏性批判，要引导进入次协调状态。在心理学中，破坏性批判即为交往中的不协调状态。为了不使矛盾激化，应使不协调状态转化为有差异的次协调状态。这需要广大统战工作者掌握和发挥高超的交往艺术，采取规劝、批评的基本态度，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确保个性引导有效。

此外，统战工作往往会面临这类极端案例：带有极端破坏性批判思维的网络意见人士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这些人通过统战工作可能一时甚至长期都争取不过来。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轻言放弃，哪怕争取不过来也要促使其保持中立。做这些人的工作，不怕他们思想出现反复，哪怕他们不能全部认同我们的主张，甚至极端不赞成，但能不付诸行动，也应该予以冷静看待，做到批评与引导并重。做这类人的工作可能周期长，见效慢，但只要方法得当，也有可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