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镜花缘》对儒家文化教育体制的消解

在《镜花缘》俄文译本的译后记里，苏联学者费施曼称《镜花缘》是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巨著①，可见其体例的特别和内容的驳杂。本文想从较受忽视的塾师笑话、戏谑酒令入手，发现《镜花缘》中隐隐显露出的对于儒家文化制度自下而上的彻底消解。并想以此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推动力并非完全来源于西风东渐，也是自晚明以降中国社会思想渐变的结果。但作为单篇论文，本文无意也无力对此主题做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证明，只能将《镜花缘》做一个案研究，发现它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大厦将倾的时间，作为众声喧哗的送葬曲的一支声部，是如何发出了它的声音的。

一、学馆与塾师的笑话

唐敖一行路过白民国学塾，听到塾师在教学生学经，大声朗读着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永之兴，柳兴之兴等奇异的句子，茫然不知所云，因为在黑齿国的教训，以为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秘经而佩服得大气也不敢出，后来偷看其书，才发现竟然分别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求之与，抑与之与。原来塾师把字全念错了。也是在这个塾师桌上，还有一本破题，其题目为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学生做的破题为闻其声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也，破题则为一倾之壤，能致力焉，则四双人丁，庶几有饭吃焉！令人捧腹。在晚明以降，此类塾师笑话非常多，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一般人看不起没有能力考取功名、只好狼狈地到各处混馆糊口的落魄书生的社会风气，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童蒙塾师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教学中错漏百出的真实情况。其实塾师读白字，也从侧面反映了汉字（尤其是繁体汉字）认读的困难。西文多是表音文字，见其形就会读其音，也易识其义。汉字的造字方式有象形、形声、指示、会意、假借、转注等多种，到后来，许多字音、形、意已经完全脱节，能准确地读出其音并释出其意已经是学者们衡量彼此学问的标尺，普通人难免张冠李戴，如坠云雾。而中国的童蒙教育，本来就以背为主，圣人都说可以读书不求甚解，何况塾师顽童乎！不管意思如何，死记硬背能够成诵即可，难怪白字先生可以安居塾师之位，谬之千里而不自知。正因为这种只讲究背诵，不讲解含义的教学，使得学生无法了解文句的含义，只好胡乱破题，或照搬原文，或生解词句了。

晚明及清朝还有不少戏谑塾师曲解儒家经典的笑话。在明人殷启圣辑录的《尧天乐》里，记述了这么一则塾师笑话：

宰予昼寝

昔一师喜昼睡，弟子曰：宰予昼寝之意，何解？师曰：我不讲，你怎的晓得？宰者，杀也；予者，我也；昼者，昼时也；寝者，睡一觉也。合而言之，便杀我定要昼时睡一觉也。②

如此曲解人所熟知的儒家经典，自然构成了对塾师极大的讽刺和嘲弄。但也许是塾师明知学生问此句时所隐含的揶揄意味，于是故意曲解经典，反戈一击，使学生哑口无言。笑话自然是夸张的，但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即使是饱学之士，也不敢说自己对经典的解读就是完美无缺的。或是碍于记录和保存方面的不易，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用词简洁、惜墨如金，而写作者和记录者又多推崇《春秋》微言大义，再加上古代单音节词过多，代代传习下来，难免以讹传讹，人们越来越难以明确它们本来的含义。中国传统本来就厚古而薄今，科举考试制度更加深了这一倾向，使得读书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创作，使用的文字、句法都完全与时代的口语脱节，那么，对于经典的误读，无论是读音错误、破题乖张，还是解读荒谬，都是不可避免了。塾师以误读的内容教育学生，学生以误读的方式理解儒家经典，这样的教育难免走入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反对使用死去的语言，提倡吾手写吾口的文学革命才会在神州大地上兴起。

对课也是传统童蒙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塾师利用对子来考察和训练学生的写作基本功。《镜花缘》中有林之洋在淑士国书馆对课的趣事：

俺见有两个小学生在那里对对子：先生出的是云中雁，一个对水上鸥，一个对水底鱼。俺道：鸟枪打。他们听了，都发愣不懂，求俺下个注解。俺道：难为你们还是生童，连这意思也不懂？你们只知云中雁拿那水上鸥、水底鱼来对，请教这些字面与那云中雁有甚爪葛？俺对的这个鸟枪打，却从云中雁生出的。他们又问：这三字为何从云中雁生发的？倒要请教。俺道：一抬头看见云中雁，随即就用鸟枪打，如何不从云中雁生出的？他们听了，这才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无怪他说诸子百家都读过，据这意思，只怕还从《庄子》见弹而求 炙套出来的。③

明明是胸无点墨的商人林之洋信口胡诌，塾师和学生们却信以为真，大加佩服，以为正合《庄子》风旨，真可谓胶柱鼓瑟、迂腐拘泥了。

《镜花缘》中写有新科才女们的斗草游戏，其实也属于对课中的一种就近取物入对，这种形式虽然有眼前事物，容易启发联想，不过内容仅限制在植物名称上，不但要考察参与者的才思，更要求其有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反而更难一些。对课虽然是创作古典诗词、骈文等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但塾师只重视这方面的训练，却忘了为诗为文更重要的是内容和情感的表达，而只孜孜于形式，可谓舍本求末。有一则流传甚广的关于塾师对课过分死板的笑话：纪晓岚（一说是蒲松龄）幼时读私塾，偷养家雀塞进墙洞里，再用砖头把洞堵上，其塾师石先生发现这个秘密，怪其淘气顽劣，便偷偷将家雀摔死又放入洞中，然后在堵洞口的砖上戏题一上联：细羽家禽砖后死，纪晓岚下课又去喂家雀，见墨迹未干而家雀已死，知是石先生所为，一气之下在旁边续对下联： 粗毛野兽石先生。石先生看到续联大为恼火，手持教鞭责问纪晓岚，怎敢大胆辱骂先生？纪晓岚不慌不忙答辩说：我是按先生的上联续对的下联。请看，粗对细，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石对砖，先对后，生对死。哪里错了，请先生指教。石先生无言对答，只好拂袖而去。④这些以学馆、私塾为背景的笑话，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都出现的痼疾，它们嘲弄的对象看似是迂腐庸碌的塾师，但他们是传统教育的执行者，是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的基础。《镜花缘》以及流行于那一时期的这类笑话，以戏谑的手法完成了对传统教育在根基上的消解。

二、灯谜和酒令

以儒家经典或官方经典入灯谜和酒令，也是流行在当时文人阶层的一种时尚。这类雅谑不仅要考察参与者的机智灵敏，更要考验其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镜花缘》中多次写到灯谜游戏，比如唐敖在智佳国，见一家门首贴着一个纸条，上写春社候教字样，便是一家学馆举行灯谜游戏。曾在幼时饱读诗书的唐敖和多九公一时兴起，猜到不少灯谜。商人林之洋读书不精，在猜对了几个用戏曲俗文如腿儿相压、脸儿相偎之类作谜面的灯谜后，兴致勃发，在与经典有关的灯谜面前大出其丑：不但把谜面永锡难老读作永赐难老，更是杜撰经典，使唐敖等人狼狈不堪，只好迅速逃出学馆。《镜花缘》中另一次集中写灯谜游戏则是在众才女科举得中，雅集游园之时，这一次众人现场制打灯谜，全部与经典相关，可见这类雅谜已成当时文人聚会中交游玩乐、炫才斗智的一项极为平常的游戏。《镜花缘》一书中的灯谜与中国传统典籍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谜面、谜底均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

红旗报捷 打《孟子》一句克告于君

斯已而已矣 打《孟子》一句可以止则止

无人不道看花回 打《论语》一句言游过矣

2.谜面为戏曲词句、俗物、俗语甚至不雅语句，谜底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

游方僧 打《孟子》五字所过者化

直把官场作戏场 打《论语》一句仕而优

嫁个丈夫是乌龟 打《论语》一句适蔡

3.谜面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谜底为药名、物名、地名等：

橘逾淮北为枳，橘至江北为橙 打一州名果化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打一花名凌霄花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打一药名无根水

此类游戏，无论是制谜者还是猜谜者，必须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都十分熟悉，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应用自如。这是考察参与者掌握典籍的程度，又可以对非我族类者进行区分。然而其中许多谜语，却是以误解曲解经典作为制谜的不二法门的，那些死读书、读死书，或者以经典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物来供着的腐儒只怕难以悠游其中。就《镜花缘》所载谜语来说，上述第二类最多，可见这类谜语比较为时人喜爱。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类谜语，不但以大俗对大雅，还进一步将经典带入了传统道德的禁地，比如谜语嫁个丈夫是乌龟，谜底是适蔡，谜面俗不可耐，谜底似雅而实俗，并包含有关王室宫廷为人所不齿的秘史，只有熟读儒家经史子集的人才能制、打此谜，并深刻领会到其中蕴含的讽刺乃至猥亵的味道。能够制作或猜出此类文人雅谜，是雅与俗的分野，而这类谜语又混淆了雅俗的界限，甚至以俗入雅，将经典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镜花缘》所显示的当时的文人聚会中，除了制作雅谜，更会在宴饮时行酒令。当然，读书人所行酒令，自然不屑于掷色豁拳之类的市井俗令，也是炫才斗智的一种手段了。《镜花缘》使用大量篇幅描写众才女飞句，又是双声叠韵，又是宝塔式联句，玩得不亦乐乎，在逞才逗趣中不但可以见到各人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更能发现其中谁更才思敏捷。如果把众才女一边吟诵官方经典，一边大口喝酒、猛嚼肉丸子的情节，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在卫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对经典的痴迷以至于忽视了生理感受的故事相对照，真能令人起今昔之叹。以经典入酒令，其实性质与雅谜一样，客观上起到了消解经典的作用。

三、女科

李汝珍在《镜花缘》前言中说他做此书的目的是表现闺阁中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从女状元、女驸马到舍身救父、 替父（夫）从军，《镜花缘》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同女性有关的英雄事迹囊括一空，确实体现了作者的初衷。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作者幻想中的女科盛事：《镜花缘》假托故事发生在唐朝，让武则天这一女皇帝为被贬下凡的百花们开了一届女科，让藏于深闺中的女子们也有了一次向天下展示才华，并获得官方承认的机会。虽然与男子科举取士相比，女科形同儿戏，但这也是一次极为大胆脱俗的想象。历史上女皇虽实有其人，开女科却纯属作者杜撰。中国虽然一直有表彰个别女性的传统，但大都限于对女性救父救夫之类孝道、妻道的赞扬，宣扬女子为父亲乃至从未见面的丈夫牺牲，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才女，但她们或者出身名门，身上闪耀的更多是其父兄光彩的余晖；或者辱入娼门，才华不过是满足男人好色猎奇心理的补充而已。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在某些自名为正统的道德卫士心中，也不过是德不足以胜其才。开女科，不以姿色定其优劣，而以才华品其等级，虽然给予女子的只是虚名，并无男子科举取士之实，也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要知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名言正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说的！其实《镜花缘》故事以武则天建立的周朝为背景，已经十分特殊，要知这个时代不仅是谋权篡位，更兼牝鸡司晨，是传统文人都不愿面对并提起的时代。

但其中女科考试过程中的随意性，却又无意中暴露了科举取士的陋疾。《镜花缘》中写到的科举考试如同儿戏：丢了本籍文书（类似于考生档案之类），可以 冒名应考；为使几位考官或其亲属的女儿参加考试，取消了回避制度；为使几位耽误郡考、部考的考生顺利应考，竟特许一日四题，随意补考；仅因状元名字不好，就随意调换多名考生名次如此种种，视作平常，真像是小孩过家家了。真实的科举考试自然不是如此游戏，但明清多出的科场弊案，未必没有以上故事的影子。无论在真实历史，还是文人故事中，人治大于法治、皇权高于法律永远是中国传统制度的大疾。把科举写成一场游戏，其实影射了它在那个时候，已不具备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功能，而被权利浸染变成了随意摆布的棋子。

就这样，从童蒙学塾，到官方经典，再到选拔体制，《镜花缘》在戏谑和游戏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消解，虽然作者也许并无意达到此目的，客观上却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化变革历程的一段不可湮灭的过往，使我们对于发生在20个世纪初文化变革的内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