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比较研究论文

　　在思想史上，18世纪被称为“启蒙的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皆深深打下了启蒙运动的烙印，譬如，英国的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美国的启蒙运动与宪政体制、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哲学的“哥自尼革命”。然而，长期以来，正如哈耶克所抱怨的“人们在论及启蒙运动的时候，就好像它代表着一套由同质性理念组成的思想体系”，启蒙运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被忽视了。在哈耶克看来，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两个不同脉络：一是从伏尔泰到孔多塞的法国哲学家，另一个是从曼德维尔、经由休漠和斯密再到伯克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思想家。实际上，这两种不同脉络谱系不能全部涵盖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20世纪下半叶，随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复兴，18世纪各国的启蒙运动比较研究日渐成为新的研究论域，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大大深化了对启蒙运动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认识。本文首先分析了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其次简要介绍国内外迄今对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最新进展与主要成果，最后就今后进一步深化这一研究提出一些想法与思路，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启蒙运动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文明多样性的探究。

　　一、当前开展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与启蒙精神的对话，是各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上个世纪施密特为我们汇编了一本很好的文献资料—《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该书围绕“什么是启蒙”收录了18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一批思想家，如康德、哈曼、费希特、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福柯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回应和分析，是那两个时代的哲人们留给我们不断进行思想再启蒙的重要财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急剧的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启蒙及其思想遗产，我们应该怎样继续启蒙，这不仅是开展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与最终归宿。我们简要地阐释一下新世纪开展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及其启迪价值。

　　二、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尽管“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784年康德与门德尔松在论辩“什么是启蒙”之时就使用了德语的“启蒙”一词。但长期以来，西方谈及启蒙运动基本卜言必称法兰西，乃至在20世纪60年代彼得·盖伊还宣称：“尽管18世纪有诸多哲人，但仅有一种启蒙运动”(6)( Y3)。在国外，这种认识偏狭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

　　(一)“单数的启蒙运动”研究越来越受到挑战，

　　“复数的启蒙运动”研究越来越成为共识。“复数的启蒙运动”是波科克在一部关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著作中明确提出的概念术语。在波科克看来：“启蒙运动是在许多形式中发生的，单一的定义和历史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最好考虑到启蒙运动有一个家族，并阐述其家族相似和内部争执。波科克不仅通过提出“复数启蒙运动”的概念向长期流行的“单数启蒙运动”的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着力挖掘了同样受到长期忽视的英格兰启蒙运动。实际卜，持有这样洞见的也并非仅波科克一人，只是与波科克复兴英格兰启蒙运动不同，很多学者推崇大不列颠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譬如，约翰·格雷在其名著《自由主义》的第三章中集中论述了苏格兰启蒙对自由主义、对美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贡献。巴尔内斯在一篇书评中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打抱不平：“当我们谈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我们通常只会想到法国的启蒙运动，但与之同时发生在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其实与法国理性主义者所开创的启蒙在很多方面一样举足轻重。”正是这些学者开创性地将启蒙运动研究的触角伸向英格兰启蒙、苏格兰启蒙以及美国启蒙，不仅壮大了启蒙运动的家族阵营，而且客观揭示它们相映成趣，使“复数的启蒙运动”渐成为共识。

　　(二)对18世纪各国启蒙运动的民族特色与差异性有深刻的认知。一般认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虽以法国启蒙运动最具影响，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美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亦各具特色。苏格兰启蒙运动生发于宗教改革与“光荣革命”之后，被视为一场“后革命”时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启蒙;美国启蒙运动尽管经常被看作是英法启蒙理想在北美的实验与实现，但其成功的奥秘更多地被解读为是对传统(清教与古典主义)的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而不是激进的破旧命_新;而德国启蒙运动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去法国化”倾向，其核心被认为是对德意志民族意识进行启蒙。

　　三、进一步深化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思路及方向

　　当前，国内外学界在思想史研究下热衷于“主义”谱系，追求宏大的理论叙事。18世纪的启蒙思想史或置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或效仿波科克、斯金纳等学者将其纳人公民人文主义的框架之下，展示启蒙思想对古典主义的返本开新。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力度，但也有问题。因为在18世纪这些“主义”尚未完全成形，存在两种竞争性话语阐释体系本身就说明其问题。在研究思路与方法问题下，著名的汉学家史华慈有关思想史研究的诊释很有见地，很值得借鉴。第一，“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是“情境”与“意识”之间的互动;第二，思想史是环绕各种“问题意识”而展开的对话;而思想间的辨论与对话不可避免地要分享共同的关切、共同的议题、共同的预设。为此，我们认为在启蒙运动比较研究中要注重历史情境、问题意识与核心关切，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情境之比较研究。历史情境有大情境与小情境之分，前者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大背景，后者主要是指思想家生活其中的具体的生存境遇。通过历史情境之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各国启蒙运动独特性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欧美启蒙运动也是有时差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它生发于光荣革命之后，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启蒙运动是发生在革命的“前夜”。对于这一时代优势，约翰·格雷曾作了非常细致的对比：1688年光荣革命中议会力量的胜利使一个个人主义的秩序在辉格党贵族的庇护下保持了社会和政治的长期稳定。法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与宗教非国教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思想自由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诚然，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历史大背景是我们把握各国或地区启蒙运动之多样性的基本出发点，但各国启蒙运动主将们的生存情境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比如，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德国启蒙运动中，大学是重要的思想交流平台与思想传播的载体;而在美国启蒙运动中，清教的信仰传统是思想家重要的底色。注重生存情境之别，更有助于洞察各启蒙运动内部阵型、流派之间的分野，如法国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鸿、卢梭三派政治理念的不同诉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弗格森与休漠、斯密等人不同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