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励志小说

　　1920xx年，农历乙卯年，民国四年，是个牛年。

　　这年的公历2月14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

　　在前一日的晚上，亦即除夕之夜，按说乃中国人一年中最是欣幸的日子，学者吴宓却颇是怅怅。日记中，他记道除夕当夜“夜中梦境萦扰，转侧无寐，又苦寒不舒”，可见甚不能安枕。翌日初一，“市肆均关，均无所谓”，更是无聊。吴宓曾自谓“素多杂思，常觉心境烦恼”，当此岁末，平居无事，善感敏感的他自然特多冥想。

　　民国四年的中国，仍旧处在时代的新旧挣扎之中，吴宓显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时局的复杂。年初二(2月15日)的日记里，他指出中国的现状是“新旧对峙，无从判决”，承认“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但“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依凭”，因此可能的“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并特为强调，果能达臻此道之人，“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旧学说另下新理解”，这是吴宓一百年前为中国学术发展指明的路，于今视之，我们不得不问一句，我们的旧学说还剩多少，我们的新理解又有几分?

　　年光交替之际，每易回首前尘，素多杂思的吴宓更不例外。年初三的日记里，他谈及昔年曾与汤用彤谈到自己“此心颇多思想，且以为患”，汤告其“稍长即无思想矣”。盖儿时之所谓“思想”，实皆“幻想”，父执辈告其日后将“自非自悔”，待“识其无用”，而后乃“得成人之思想”。彼时二十出头的吴宓自觉年来颇有进境，“思想大减”，不再恒多思虑，自得抑或自伤，主张“修身行道，当取积极主义，不宜故步自封”。隔十日的初十一，吴宓又与汤用彤谈，自述他日“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希冀以此“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最终“镕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

　　较之吴宓的怅怅多思，旅美的胡适则潇洒得多。据《胡适留学日记》载，1920xx年初美国限制兵备会欲得各大学学生之赞助，乃由《纽约晚邮报》记者设宴邀请东美各校之持非兵主义者于纽约之大学俱乐部参加限制军备会晚餐并开会，与会代表来自康奈尔、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纽约大学等七所大学，讨论设立学校联合抵制增兵问题。胡适即代表康奈尔大学赴会，遂成纽约之行。

　　饶是事务繁忙，胡适仍不忘佳人。13日晨抵达纽约后，他即电告韦莲司。午间一时，胡适往访韦莲司，相谈甚欢，且“是日天气晴和，斜日未落，河滨一带，为纽约无上风景”，二人遂循河滨漫步。晴日、静水与佳人，令胡适“几忘身在纽约尘嚣中矣”。行一时许，复返至韦宅，两人又“坐谈至六时半始别”。

　　是夜，胡适至大学俱乐部商议，最后商定放弃军国主义大学联盟，该名即由胡适拟定，并推选哥大代表卡斯藤为会长。

　　胡适到底是胡适，春风得意中每能自警自惕。2月18日的日记里，他为自己定下了三大纪律，即卫生、进德与勤学。要求自己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须就寝，晨起后须体操半小时;平日待人接物做到“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对己与接物一致”以及“今昔一致”;而读书须坚持每日至少六小时，并以哲学为主，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等为辅，如此则“轻重自别”，告诫自己切勿“反客为主”，且须“随手作记”。

　　这年春节，在京的鲁迅过得萧散清简。初一日，他午前同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许寿裳、马叙伦等往访钱粮胡同的章太炎寓所，至夜始归。彼时章氏尚处于袁世凯的“幽禁”之中，虽有所谓“仆役之人”照应起居，实则皆为“监视”之特务。据说，特务中有一人乃京师警察厅副课长，每逢初一、十五，即照规矩向章氏行一跪三叩首之礼。发噱的是，当其行礼完毕，章氏特别要跟他讲一段《大戴礼》，以示“有教无类”。诚不知这年的正月初一，是否也行礼如仪，施教如仪?

　　除了往返章太炎处，春节期间，鲁迅大抵不是会友，即是买书。计购得《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纫斋画剩》一部、《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并若干古钱。

　　与鲁迅相比，周作人的乙卯新年虽也多是终日看书，但多少有点不那么适意了，盖其时有小恙。正月一日傍晚，他“腹痛良久”;二日上午服萆麻油一瓢;四日则觉“左眼角又微痒”，点药，饮舍利盐一包，均“未有效”;八日，又觉头痛;十日，买麦液粉及保肾丸药。

　　而曾为光绪、慈禧点“神主”，并任德宗实录馆总裁的荣庆，此时以遗老身份寓居天津。初一日，他至中华书馆。初二日，则设家宴，自述“白鱼肥美，绍酒清醇，亦足以怡”，足见其安乐之态。

　　比荣庆小一岁、时年五十六岁的郑孝胥倒是忙得可以。初三日与黎元洪秘书杨雨廷谈，与聂缉椝子聂云台谈;初六日与孟庸生谈黑龙江垦田事，见杨子勤、王一亭、吴仓硕、王叔庸等;初七日见持诗来访的广西人何诹，访李萼楼;初八日与叶揆初谈浙路押款事。凡此种种，会客不歇。针对日本该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郑孝胥亦深为时世所忧，在十三日日记中记道：“国亡矣!将来政党与外人为敌，势必日孤。袁世凯之命运将随满洲以俱尽。华人尽化为南洋华侨及上海买办之性质。立国之思想殆如死灰之不复燃，燃则溺之而已。公等将何以救之?哀哉!”

　　国亡乎?国不亡乎?不论是素多杂思的吴宓，意气飞扬的胡适，还是清简朴质的周氏兄弟，乃至遗老如荣庆、郑孝胥辈，其实皆为国家的未来而萦扰忧思。至于解救之法，胡适在2月21日致胡平信中给出了一己之解答，他写道：“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过金丹也。”

　　“执事者各司其事”，似乎一百年后的我们还该继续将此七字奉若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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