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

　　当我们闲余时间足够多的时候，总会想找一些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来看看，那么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青春是一盘孤独的番茄炒蛋

　　作者:嘉倩

　　四年前，在欧洲的第一年，住在学校配备有基本家具的单人房里，厨房、厕所、卧室一应俱全。不需要与外界有任何关联，也没有邻里之间的往来，更没有任何的嘈杂，这就是有些凄凉的学生公寓。二楼中间的一间房，在那红色窗帘内，我度过了大一的一整年。

　　一个人买日用品，一个人扛大米回家，一个人去上课，一个人回家温习功课，一个人读书、看电影，一个人打工，一个人哭着寻找坚强的理由。一个人久了，对于一个友好的微笑，都会放大到从心底里的温暖;对于那些能够触及灵魂的旋律和歌词，听着会心潮澎湃;对于电话和网络，不再有任何依赖，洒脱地生活着;对于爱情，没有期待也更小心翼翼了;对于节日，不痛不痒，就算外面烟火漫天，自己的日子还是柴米油盐。

　　在外面吃饭太贵，超市里的冷冻食物成了奢侈品。中国菜令人怀念，方便面里面放一些鸡蛋和蔬菜，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丰盛，有时候也会烦腻。于是，不得不开始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番茄炒饭做起，一点点增加难度。后来厨艺渐长，发现做菜不难，什么都可以炒一炒，自己创造都可以。偶尔会为自己到哪里都饿不死而骄傲万分。

　　番茄炒蛋，是我桌上最常见的一道菜。因为做起来很快，拌着白饭吃也很美味。每次把热好的饭倒进炒锅里，就着锅一起吃，会生出无限感慨。往往在最饿的时候才想到要吃饭，因为无人问我饿了没有，更没有人烧一桌子的菜等我回家。肚子咕噜咕噜叫的时候，我才会去温一温昨天的冷饭，拿出鸡蛋和番茄，十分钟完成，然后狼吞虎咽。最饥饿时候的饱足，就是幸福。

　　我对番茄炒蛋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和满足感，为自己那些卑微的小成就喝彩，即便在旁人看来多么不起眼。青春，或许就只是一道简单的家常小菜，在大酒店里吃着山珍海味的人永远不会点番茄炒蛋，但在一无所有、饥饿落魄的时候最想它。

　　大多数人的青春都很平凡，甚至一无所有，心中豪情万丈，却也经常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在外面，留学、工作，一碗白饭，配着番茄炒蛋，再撒上切好的葱，看着黄色与红色的交织，心情愉悦，有时候竟然能够得到奢侈般的满足。黄色是生命，红色是热情。番茄炒蛋道尽了我们的青春岁月，虽然极为平凡，但是生命与热情彻底渗透。

　　经过第一年一个人的生活，我才明白，其实成长，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力量。永远在小圈子里面，被一群人包围，是不可能有突破的;在热闹的人群里，是无法独立思考的。一个人想多了，就找到了对待世界的方式;一群人，却往往受到太多别人的感染而缺少自己真正的想法。在这里没有支点，这样的一间房，承载了这一年所有的成长与泪水。人真是奇怪，有时候我甚至会很感激这一年的冷清和孤单。

　　一刻不停地行走，有一天累了，才发现灵魂很远，很久没有静下来和自己谈谈心。自我意识缺少的时候，最容易迷失，也最得不到机会成长。一个人的时候，是成长的好机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大概是在这里的常态。很安静，不想看电影也不想出门，什么都不想做，只剩下自己，还有颗清醒的脑袋，突然就会想清楚很多事情。

　　我的青春，就是一盘孤独的番茄炒蛋，平凡却也很灿烂。

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58赶集那一夜

　　作者:李春晖　焦丽莎

　　长达十年的“血拼”，如何终结于二十个小时的资本、梦想与人性的大碰撞?

　　北京零点后，三里屯笙歌未歇，威斯汀酒店总统套房灯火通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曾在这里安睡，然而20xx年4月13日，两个男人注定在此无眠。

　　生于1976年的湖南人姚劲波和生于1974年的安徽人杨浩涌，决定给他们十年的恩怨做个了断。

　　又一对不可能的“夫妻”在一起了

　　赶集投资人定的酒店，排场考究。5.2万一天的市价，320平米的超大空间，在酒店33层，刚好适合决战紫禁之巅。

　　上谈判桌之前，两家还在酣战。烧着一天1500万的广告费，赶集上央视，58同城则在分众霸屏。双方各不相让，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市场风云剧变。58同城虽然推出58到家，可一边面对河狸家、阿姨帮等创业公司的竞争，一边美团、京东纷纷推出到家业务，赶集网面对的局面也类似。两家公司在分类信息领域比勇斗狠，无暇分出精力、财力拓展新业务。如此下去，败的一无所有，赢家也是惨胜。

　　姚劲波自然乐见其成，他没少去赶集网投资人那里“松土”。

　　杨浩涌是怎么想开的?姚劲波现在都觉得有点好奇。摆在杨面前是一道选择题，感性去敲钟还是理性的去合并。想放弃血拼，须得杨浩涌迈过心里的门槛，谈判桌上，两大阵营差异悬殊。除了双方律师，58阵营只有掌握“超级投票权”的姚劲波与CFO周浩。软银赛富投资基金合伙人羊东并未到场，而是“放权给劲波”。其实羊的角色很重要，用姚劲波的话说“羊东出现加快了我成功的速度”。58同城在20xx年遭遇经济危机，也是羊东倾囊相助。

　　再看赶集阵营，杨浩涌与COO陈国环的身后，还有七八位投资人。蓝驰创投合伙人陈维广(赶集第一位外部投资人)把这次谈判总结为六个字：不容易不简单。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更是功不可没，她是杨浩涌“最亲密的朋友”，合并案前后，杨浩涌和徐新的交流最多，徐亦是优酷土豆合并的主导者。

　　姚劲波极具韧性，尽管如此，他也未料到自己要面对一场长达20小时的车轮战。不止是与杨浩涌，更要与赶集网8、9个股东全部一对一谈过。这甚至比和杨浩涌沟通更困难，完全是一场消耗战。他也许应该和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交流下感想，不久前滴滴与快的合并谈判也持续了13个小时。

　　这是密集的、高强度人性碰撞。对金钱的诉求，对事业的渴望，虚荣心与现实交织一处，多方利益纠葛作一团。有人觉得这是唯一选择，有人觉得还能放手一搏，有人觉得梦想破碎了，有的人觉得一个更大的梦刚开始。每个人身在局中，每个人都表达意见。

　　投资人们开始轮流去休息，只剩姚劲波和杨浩涌从未离场。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人感觉被逼到绝境，谈不下去了。这时候杨浩涌会想“大不了接着打”，姚劲波心思也是如此。

　　换股比例是交锋最激烈的部分。“赶集最初给出的估值，我肯定不接受。”在姚劲波看来，58同城股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换股比例从最初的7：3到6：4再到5：5。姚劲波承认，“最后这个点已非常接近我的底线。”在他看来，不管是从流量、收入、利润、布局、现金，各方面来看，都没有道理出最初对方提出的价钱。

　　合并后如何分工，董事会怎样决策……一条条问题依次沟通。他们决定叫个外卖，再喝一点酒。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就算不能称兄道弟，也总能驱散剑拔弩张。

　　谈判中，58投资人腾讯虽然并未到场，但也是“关键先生”。腾讯提供了4亿美元左右现金，让一些投资人放弃股权套现离场，减少了创始人股份稀释，这无疑加重了58筹码。20xx年6月58接受腾讯投资时，姚劲波曾告诉记者，他看重的并不是腾讯带来的资金，主要是看到了其带来的58所欠缺的资源。

　　“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姚劲波坦陈，这场谈判让他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他认为，丑恶源于虚荣，以及对利益的贪婪“跟大街上买白菜是一个道理，没什么区别。”

　　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十点，崭新的一天，“砰”地一声，香槟打开，金色泡沫喷涌，又一对不可能的“夫妻”在一起了。

　　58赶集能否实现1+1>2

　　姚劲波很早就不缺钱，他做个人站长起家，大学刚毕业，就靠域名交易赚到了第一桶金，其后又与金鑫、李如彬联合创办学大教育，20xx年，学大教育在纽交所上市。20xx年，他又带着58同城再次去纽交所敲钟。

　　58同城上市后，他把钱看得更轻。共事多年的58到家CEO陈小华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姚劲波看不起“小钱”了，以前会为融到150万美元而兴奋的请客吃饭的他，面对数亿融资也觉得稀松平常。

　　作为58同城的早期投资人，软银赛富投资基金合伙人羊东惊讶于姚劲波那种“上进青年”的劲头。两次公司上市，姚劲波似乎从未有过停下来享受成功的打算，也没有过追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迷茫，永远是回到原点，不进则退。

　　但是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杨浩涌。杨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海归，不过如今，姚劲波穿衣和说话风格更像海归，他喊杨浩涌Mark，而杨浩涌称他老姚。“草根战胜海龟”是外界给这场交易的定义，杨浩涌不以为然，“随便怎么评论。”

　　早在20xx年58同城IPO之后，羊东就找到赶集投资人“互相接触了一下”，但这并未给日后合并埋下伏笔。羊东很清楚，两位创始人都是胆大心细而且主意很正的人，“不可能强迫他们做什么”。

　　20xx年3、4月份，姚劲波第一次通过投行和投资人接近杨浩涌，却吃了闭门羹。杨浩涌觉得“没必要合并”，当时赶集在市场上打得正酣，前方战场捷报频传。20xx年赶集保持150%的市场增速，而58只有80%，杨浩涌很兴奋，他感觉再打几个季度就会赢。

　　杨浩涌的拒绝，让姚劲波不爽。当时正值赶集最新一轮融资启动时，姚劲波把赶集潜在投资人约了个遍，老虎基金就是其中一家。那段往事，杨浩涌现在就淡然了，“商战，很正常。”好几家基金与58同城聊完，都对赶集望而却步。这样的尴尬持续到5、6月份，禁不住赶集月增长数字诱惑，一大波基金又冲回来，包括老虎基金。甚至，老虎基金主动提出“估值你来定，下周打钱”。

　　合并传闻期，老虎基金一度被视为“脚踩两只船”撮合者。但杨浩涌透露，投资赶集之前，老虎已卖光58同城所有股票。

　　58同城上市归来后，姚劲波就一直想见杨浩涌，要谈合并。他通过投资人找过对方，被断然拒绝了，面都没见到。

　　20xx年7月，一个闷热夏夜，姚劲波在手机上按下发送键。杨浩涌收到一条短信，“浩涌，人生苦短，咱们聊聊?”

　　这一天，赶集网刚完成新一轮2亿美元融资，估值直逼58同城。弹药充足，杨浩涌觉得还能再打，再打下去就能见分晓。人生苦短?那就且行且珍惜吧。杨浩涌在手机上写下了“且行且珍惜”这几个字，但还是按下了删除键。

　　“老姚经常给你发短信?”

　　杨浩涌笑了，“他也没那么‘死皮赖脸’，三四个月会有一条短信。”短信内容大多是“聊聊”“两家合了吧”之类。“追求”赶集一年时间里，姚劲波约谈了赶集每一位投资人至少两次，每次两个小时。

　　双方关系持续胶着，市场竞争却从未停止。杨浩涌发现，赶集市场费已经从20xx年的3亿元猛增到20xx年的7亿元，20xx年预算高达15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京东一年市场费不过如此。如果只是分类信息市场，杨浩涌不介意再打十年。但是，新的O2O战场上，竞争对手小而迅猛。“赢了现在输了未来”是杨浩涌最不愿看到的结局，例如人人网打败了开心网之后，陈一舟也并不开心。

　　这跟姚劲波的想法不谋而合，“别打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市场费不再恶性循环?”20xx年2月，杨浩涌再次收到姚劲波短信。这一次，杨想“即使合不成，双方能够在市场上多一些沟通，哪怕市场费下调几亿美金，都是很大一笔钱。”

　　2月份见面，两个人略显尴尬，80%时间都是姚劲波一个人在侃侃而谈。有了换股的想法后，二人约定“回去好好想想”。

　　签下合并备忘录，走出酒店，姚劲波成就感满满，他挺佩服自己：这么难的事儿，竟然办成了。提起此事，他的嘴角就忍不住翘起来。与赶集合并的成就感，大概两倍于上市敲钟。不过，他像一个讲究风度的胜利者，不愿再多谈自己的战果。

　　杨浩涌则如释重负，“终于告一段落”。回到公司，杨见到下属的第一句话是“赶集好车以后有两个入口的流量了”。在赶集内部，杨浩涌更像是一位产品经理，每周一产品例会，他从不缺席。“我不可能把赶集品牌一扔，自己走掉。”

　　双方紧绷神经并未立刻放松。4月14日下午，姚劲波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疲惫，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交易已达成。谈到合并传闻，他一笑，“周四(4月16日)先听听赶集怎么说。”从传闻出现，58同城股价一路飙升，姚劲波感觉“压力好大”。

　　4月16日，赶集原计划召开记者发布会，但并未如愿。签约前三天里，杨浩涌每天睡觉都不超过一个小时，不间断电话会议占据了杨所有时间。他丝毫不敢松懈。“签完备忘录就是大势所趋了，必须往前推进。”直到17日下午两点签字前最后一刻，双方还在为多拿现金还是股票以及交割流程细节争论，谁都不敢对外公布。

　　结果众所周知，58同城以4.12亿美元现金加3400万份普通股换取赶集网43.2%股份，这只是交易第一步。杨浩涌与姚劲波将出任新公司的联席CEO，并同时担任联席董事长。

　　17日下午新闻发布会上，杨浩涌话筒声音一直很小，工作人员换了几个也无济于事，直到姚劲波把自己的话筒递过去。有人说，一年来，这场交易决定权，其实握在杨浩涌手上。

　　合二为一的58赶集从此进入百亿美元俱乐部。4月23日，记者再次见到姚劲波，他嘴角泛起了包，“上火了”。

　　对于他和杨浩涌来说，合并后的58赶集如何实现1+1>2，留给他们的考验还有很多，类似难题，其他“合并同类项交易”中也会存在。

长一点的名人励志故事：严肃的悲观主义者

　　作者:李少威

　　方方批评的对象，都是她很熟悉的人。以作家的敏感，方方觉察到了真正的现实与小说世界之间高度的融通。由此，她对未来的文坛多了一种担忧。

　　过去一年，方方收到了一些邮寄食品，附言上说，你好好吃，吃饱了好战斗。区别于网络上那些放两枪就跑的“键盘侠”，方方的“战斗”是严肃的。

　　但她越是严肃地“战斗”，就越是悲观地思考。

　　一个1982年就已经成名的作家，一个敏感的社会参与者和观察者，常理而言，对世事本应早已参透。不过，在这一年时间内，两次进入舆论风波，她却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社会”。

　　“对手”

　　方方现在面临着两个“对手”，一个是柳忠秧，一个是“T诗人”。

　　“对手”只是姑且称之。方方认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对自己而言，两次事件都是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恩怨。

　　“我对别人想尽办法往上爬的行为其实比较看得开，只是，你不要太过分，对规则要有起码的尊重。”方方说，“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钱，有钱就更应该好好跟人公平竞争，而不能仗钱走捷径。”

　　在文坛里“往上爬”，最好的方式就是获奖，尤其是体制内最为认可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

　　“因为政府认这个，所以这个奖捆绑着太多的体制红利，经济上，有时可能意味着给你一套房，社会地位上，待遇、级别、职称，都跟着来。得了奖什么都有，没得奖水平再高也没用。”

　　而柳忠秧与“T诗人”，都跟鲁奖有关。

　　方方通过公共渠道说话的时候，前者是在积极参评，红利在望，后者已是鲁奖得主，红利正在兑现。所以方方认为，两次事件，其实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

　　“这些事情，我其实懒得管。”方方说，对柳忠秧“为参评鲁奖四处活动”提出公开批评之前，已经知道他通过了。“只是同事说他是全票通过，我一下子就感觉很生气。就你那些烂诗你还全票?所以就发了微博。”

　　“柳忠秧的事才出几天，我就收到了‘T诗人’的威胁短信。”方方说，发微博批评柳忠秧，虽然没错，但的确有点冒失，而为“T诗人”评职称的问题发长文质疑有关部门，则是完全理智的行为，尽管知道“肯定会惹麻烦”。

　　后来这一次，方方说话已经很谨慎了。自己在微博上贴出6000余字的长文，接受媒体采访也以邮件采访为主，就是为了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减少一些猜测和想象的空间。

　　这么做，一个重要目的是让是非更加明确。

　　是非

　　“既是是非，总有对错，总要有人承受因错误而带来的惩罚，不是他就是我。在这件事上，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含混其词。”说起是非观，方方有些感慨。

　　在与“T诗人”的风波中，她跟同事们说，你们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我举报的许多情况，其实圈子内的人都清清楚楚，他们在舆论上支持你没问题，因为跟他们没关系，但要他们出来给你作证还是有难度，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

　　官方态度也在变得越来越含糊，一开始看到材料，都觉得很气愤，表示一定追查，到后来拖拉迁延，寻辞推托，眼看着不了了之。

　　“我也不是不认识省长、省委书记，只是觉得黑白分明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走明规则。而且我也想看看，按照明规则能走到哪一步。目前看来，这条路走起来非常困难。最后还是采取了网络公开的办法，是因为实在走不下去了。”

　　她说，网络上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说明是与非大家心里还是有本账。

　　她对麻烦早有思想准备，但有一个情况未曾预料——“公知”们的反应。

　　“一些著名公知说我这个作协主席为什么不辞职，说我是被体制‘豢养’，似乎自己在体制之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身在体制内就毫无正义可言。”

　　在方方亲历的“麻烦”中，有的“公知”一边痛骂体制，一边却在向方方请教如何向体制靠拢。“我之前一直是他们很多观点的支持者，现在我想，我要重新认识这些人。”

　　“一桶乌龟”

　　方方在20xx年9月22日当选为作协主席，最初上级在群众中海选摸底时，有好几个人选，方方是其中之一。“我过去一直属于‘上面’不喜欢的人。但听说在海选推荐时，票数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也大为意外。上级后来征求我的意见，当不当这个主席，我也十分犹豫。还跟家人以及同学们有过商量，我家里的都反对，但同学们都鼓动我出来做。另外也有作家跟我说，你不干，万一来个坏人，大家都不好过。我一想，也是呀，来个坏人，我也不好过呀。”

　　多年前，要当副主席时，方方选择了“不在职”。在职的话是公务员待遇，但要负责作协内部的行政管理。“我说我不要在职，也不要当公务员，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行了。”

　　所以，这两次风波中，许多围观者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有了答案：作协内部的事情，作为主席的方方有时居然不知道，提出的意见也不管用。

　　“我们单位是党组书记说了算，我连党员都不是。以前有些事情，党组会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不同意，书记一般会搁置。或是大家开会沟通，看看能否一致。现在的书记，风格不一样，他根本不理会你的意见。”

　　方方说，对待职称、奖项和体制内的位置，自己一向持一种“从不主动追求，给我我也不抗拒”的态度。这跟圈子内大多数人形成了反差，但她似乎运气不错，上世纪90年代就当省作协副主席了，之后又被推上主席的位置。

　　“就像一桶乌龟，都在拼命往上爬，其中一只趴在那里懒得动，结果反而被注意到，就把这只拿出来。”方方说，“入作家协会、评职称、获各种奖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一向懒散，从来没有主动过，连填表都是送上门来的。当政协委员，当作协主席，也是这样，你根本没想要，都是人家来找你。”

　　“80年代，大家还是认水平的，哪怕你是干部子弟，水平太低也上不去。文学奖项上，很少人会去跑路子，政府对这些事情也不介入。现在获个鲁奖，‘红包’太大了，跑评委又太容易了。”

　　哲夫是赵树理文学奖评委组组长，他说，做评委确实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整个过程非常难。最后评出来，再公平，也总是有人不满意。“尤其是诗歌界，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起，但事实上彼此彼此，全是烂诗。”哲夫说，“回头看看，鲁奖上出的事情，也都集中在诗歌方面。要想没矛盾，最好不评奖。”

　　方方早已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对社会的看法肯定是消极的。社会坏，不是说社会上的人都坏，而是指导人们怎样在这个社会里活动的规则出了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负责任，只对领导负责任。领导说一句话，所有的规则都立即失去作用，这就会放纵人性中的恶。贪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缺，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控制这种贪心实现的节奏，可惜现在人们已经没多少讲规则的意识。”

　　对她而言，今年的再一次“发难”，除了她所称的“迫不得已”，也包含对未来的一种担忧。“我们这一代，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湖北文坛的领军人物是这样的人，那湖北文学还有希望吗?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就会把坏的方式当成规则本身。”

　　这就是方方严肃的地方。

　　哲夫和方方80年代就认识，他说，方方一直严肃地面对社会，严肃地选择朋友。“有时一起吃饭，开玩笑过了头，她会很严肃地指出‘这样不对’。在一切都被娱乐化，任何价值都被随意调侃的时代，这种严肃已经很稀缺。”

　　底层与宿命

　　一个奖，可能改变一个写作者的命运，而改变命运，对谁而言都是重要的。

　　“作协的书记，走马灯地换。所以我们经常笑那些拍马屁的人，刚刚把关系搞好，又换一个新的，前面的马屁全都白拍了，又得从头来过。虽然很可恶，其实也很可怜。有的人到处跑奖，有时我也会想，这么想要，给他算了嘛。”

　　尤其是，当了解一个人出身贫苦底层，方方会对其“劣迹”也显示出更大限度的容忍。“我经历过，所以我很理解穷人想要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

　　因为成长于高知家庭，6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方方都生活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物质环境中，但也曾经历过底层生活。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父亲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塌，19岁的她就进入了江岸区丹水池一家仓库做装卸工。

　　“搬钢材，卸货，装车，或者转堆，每天很辛苦。你一说你是搬运工，别人的眼神里马上就会流露出同情，这一段经历后来很有用。年轻时，不怕吃苦，但时间一长也受不了。我那时就说，如果到30岁还是这样，我就自杀。”

　　1978年方方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搬运工队伍中一跃而出。这一跃，就是在自我改变命运。

　　她在作协不坐班，也不管事，但会做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文学项目，比如对农民作家的培训，做公共空间的诗歌，或者请著名的作家到高校来驻校讲学。“在写作班上，很多农民连生活都顾不上，甚至把牛卖掉也要写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精神上的追求，跟富人应该是平等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有尊严’。这些话都很让我感动。我们就培训他们，让他们用3年时间来写自己的生活。”

　　她说自己尊重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但同时认为这些行为应该建立在一种公平的竞争规则之上。“太过了，就不行。”她说，太过分了，就是自己要说话的原因。

　　为此，一向怕麻烦的她，惹来了一场麻烦的官司。

　　也许今天人们看到的，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方方。方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一种狠劲，在一种气的支撑下，顽强地与命运对抗。这些

　　人往往在外加的围困之下，越是活出一种强悍。

　　方方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两岁时随父亲迁至武汉，在武汉成长扎根。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座《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知名小说《风景》，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1990年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xx年当选为主席，任职至今。20xx年5月发微博指诗人柳忠秧“为鲁迅文学奖四处活动”，引起文坛轩然大波;20xx年4月在微博发出6000余字的长文《我的质疑书》，被舆论认为是她再次向文坛腐败发难。